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8:43 編輯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游【西台集。】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劉摯立論亦略似。】似較蘇辨更為就實。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舉時文之弊，請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求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全用蘇氏議論，舒議遂寢。文人一時標新立異，其見解乃足貽誤六、七百年後人，亦可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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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應該考詩賦而非經義的原因，在學習詩賦的前提，必然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若詩賦得成，經史子類亦當熟悉。
反之，只考經義，則學書經者不知詩經，學詩經者不知易經。
另外，詩賦要自作，有自我吸收融會。經義則用他人之言，未有融會一層。
這是他們的理據。個人反好奇，是否詩賦者當有涉獵九經？當時風氣今不甚明白。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8:54 編輯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為秦相，便弄出焚書坑儒的事來。西漢竇太后在朝，趙綰、王臧亦見殺。】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既為群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遂中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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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際政治的衝突。但如果儒家學術不涉治學，則又難成儒家。
岳飛見殺，正士盡逐，國家元氣傷盡，再難恢復。這卻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朱子語類》：「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武穆卒時，朱子已二十餘歲，豈有見聞不確。
武穆對高宗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當世軍閥誤疑武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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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立言之謂。
二．中興將帥有在岳飛之上者？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確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南方自和議後，秦燴專相權十五年，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人才既息，士氣亦衰。高宗不惜用嚴酷手段，壓制國內軍心士氣，對外屈服，結果免不了及身再見戰禍，亦無顏面再臨臣下，遂傳位於孝宗。
孝宗頗有意恢復，然國內形勢已今非昔比。
前有將帥，無君相。今有君相，無將帥。朱子言：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 。不知力言恢復者，早已於高宗時誅逐盡殆，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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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孝宗力言恢復，人才早已於高宗時誅逐盡殆，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此句當為一國，現代一公司培育之在所注意。培養是一義，反覆讓邪人乘機是二義。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9:20 編輯
要之，他們（蒙古人）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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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統治，在大體上說來，頗有一些像古代貴族封建的意味。只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自身有一種珍貴的文化修養，（即所謂詩書禮樂）而蒙古人無之。他們在武力的鎮壓與財富的攫佔之外，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他們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們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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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入主，似乎只顧統治與徵稅。
關於精神生活陶冶，如前述五代，若無精神生活、文化修養，則男子漢往射獵武功之進，總是往名利般走，個人則射獵，一國則徵戰，精力之發洩向外。
元人又頗重醫，醫人皆經選試著籍，故元代名醫特多。至天文星歷、陰陽卜筮，元人皆與匠、醫一例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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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重醫嗎？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
朱國禎皇明大訓記卷九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宰相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
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稱： 「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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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明廷之濫刑、濫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
明史流寇傳評莊烈帝，謂：「敗一方即刃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其甚者如袁崇煥之見殺，則并非罰之明而馭之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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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朝，廢宰相，刑罰下於士大夫。卑臣太過，亦改傳統君臣面貌。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功臣、宿將多已誅死，兵卒多已散歸田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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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
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於是一面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慴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統治一個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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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對古代皇帝的印像，大有獨掌天下，不理他人的感覺，會否是自明朝至清的政治改變？
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之反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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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古代科舉，學術與政治關係甚切，現代科舉已斷，儒家亦需尋覓新路。
亦有科學、商業不同學科牽涉政府，此古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