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以後，始有內閣之稱。永樂、洪熙兩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亦出自御筆，不委他人。仁宗後，閣權漸重。至宣德時，始令內閣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
此由君主生長深宮，一兩代後，精力智識皆不如前，遂漸漸不親政事，懶於接見大臣；愈懶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俞不敢與大臣直接對面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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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皇帝深居內殿，不復常與大學士相見。⋯⋯而世宗、神宗則並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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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在「君主生長深宮，一兩代後，精力智識皆不如前，遂漸漸不親政事，懶於接見大臣；愈懶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一句。
即便開國皇帝能勤於政事，宮城高築，則人心漸漸疏遠。有點像今日宅男，連日在家，多接電視，則愈不願與外人交談，少出家門。
獨裁的皇帝不問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四十一年葉向高疏：「⋯⋯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金，朝政嬾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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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能力不逮，大可將權力責任下放給群臣處理，偏生權力自太祖已收歸一人，翕不待放。
自然有權臣應運而生。
世宗時，夏言、嚴嵩遂弄大權。
嚴嵩柄政達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下，而弄權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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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皇帝與內閣不木山月親接，其間尚隔著一層太監的傳遞。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朝廷命令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傳之內閣。人閣陳說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述之御前。
於是實際相權（或竟稱君權。）一歸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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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與內閣層層相隔，信太監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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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出宰輔上。
武宗時劉瑾攬權，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弟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之潤色，李東陽頫（低頭意）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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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瑾在奏事的時候，必選擇皇帝遊戲時，使帝甚厭欲去，說：「請你回來幹麼？阻住我。」自此劉瑾便自己決事，不再上白皇帝了。
即像兒子玩電腦遊戲時，母親在旁囉嗦，厭之乃人之常情。但將這種機巧用在皇帝施政上，則為奸巧，亦禍國也。
《五代史宦者傳論》宋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譯文
自古以來，宦官敗亂國家，禍患的根源和後果更甚於女色之禍。女性，單靠美色來取寵罷了，宦官的禍害，卻不單單是一個方面啊。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詞解。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詞解，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詞解而起，至抉詞解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譯文
這是因為他們為皇帝貼身辦事，得以熟知皇帝的習性，他們一心專注於取悅皇帝而對人殘忍。所以他們能用小小的良好表現來使人滿意，又能用小小的忠誠以鞏固別人對他的信任，於是就使皇帝必定信任而親近他們。等到他們獲得皇帝的信任，然後就利用福禍利害的說法來恐嚇並控制他。這時候，雖然有忠臣賢士在朝為官，可是皇帝卻認為他們與自己很疏遠，及不上起居飲食方面都在自己前後左右的人可親。因此，那些總是在皇帝身邊的宦官日益親近，忠臣賢士日漸疏遠，因而使皇帝的勢力越發孤單。皇帝的勢力愈孤單，害怕大禍降臨的心理便逐漸急迫，而控制皇帝的宦官，他們的權力和地位便愈加牢固。於是皇帝的安危，取決於宦官的喜怒，禍患就潛伏在宮廷裡，那些以前認為是可靠的人，卻是禍患的根源啊。等到禍患已經很深了，皇帝才發覺，想與疏遠的大臣圖謀身邊親近的宦官，如果行動太慢，禍患就會愈來愈深；行動過急，宦官則會脅制皇帝作為人質。縱使有聖人智者，也無法替皇帝謀劃對策了。謀劃了也不能實行，如能實行也不會成功，鬧得厲害了，則兩敗俱傷。最嚴重的是使國家滅亡，其次是送掉自己的性命，而且讓一些野心家藉誅除宦官而起事，直到找出所有宦官，斬盡殺絕，讓天下人大快人心才了結。這是從前的史書所記載，宦官的禍害經常如此發生，並非一朝一代的情況。
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詞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譯文
身為皇帝的，並非有意在宮廷裡培養禍患，而疏遠忠臣賢士，那是由於逐漸積累起來的形勢所造成的。女色的誘惑，如果皇帝不幸地一直不覺悟，禍患就會降臨；假使他一旦覺悟，提起她來扔掉就行了。可是宦官的為患，雖然想要悔悟，但是情勢的發展會到了無法除掉的地步。唐昭宗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所以說宦官的禍害比女色之禍更甚，道理就在這裡，怎能不警惕戒備呢？
宦官逐漸驕橫跋扈。而閣臣中想實際把握政權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結內監。
時謂：「大臣非（夂寅，一字 ）緣內臣不得進，非依憑內臣不得安。」即如張居正，亦交結內侍馮保也。
其次又須傾軋同列。（閣臣不止一人，職任上並無嚴格分別之規定，但嚴嵩傾去夏言，票擬專首揆，其票擬不令同官預知）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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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問政事，則權臣漸起。皇帝倚靠內侍，則權臣與宦官不得不親交。
黃梨洲謂：「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真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3:36 編輯
明代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又嚴刑繩下。錦衣衛、東廠、西廠，成為皇帝的私法廷，可以不經政府司法機關而擅自逮捕鞠訊朝臣，乃至於非刑虐殺，其權全操於內寺。
內寺之權，極盛於熹宗時之魏忠賢。
在一種黑暗的權勢下面，鼓盪出舉世諂媚之風，而同時激起名節之士之反抗，而黨禍於此興。
直待全國正人都捲入黨禍，而國脈亦遂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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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風一盛，激起名士反抗，猶一激一盪。苟禍風捲至全國正人，則猶正氣俱衰，連正邪交爭也無力了。
明代國學，即至後來，亦比唐宋較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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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學校之盛。
明制中尤堪稱述者，在其 翰林院。翰林院之設始於唐，其先本內廷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此猶秦漢初年之博士及郎官。舊唐書職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
至宋代為士人榮任，掌制誥、侍從備顧問、侍讀、侍講、說書等經筵官，為當時政府一種儲才養望之清職。
劉安世謂：「祖宗之待館職，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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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尤能不斷注意到社會上的名儒耆俊，網羅握用。皇帝以及儲君，時時與翰林學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種學術上的薰陶，又可從他們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價值的獻議或忠告。
翰林學士除為講官、史官、修書、視草等規定的職務外，如議禮、審樂，定制度、律令，備顧問，諍得失，論薦人才，指斥姦佞，以常獲從幸，尤見親密，實多有匡捄將順之益也。
而一輩翰林學士，又因並不負有行政上實際的責任，而望榮地密，從容中秘，得對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討，以備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後起，亦得侍從臺閣，受一種最名貴而親切的教育。實在是國家培植候補領袖人才之一種好辦法。
在貴族門弟的教育消失以後，在國家學校教育未能切實有效以前，此種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的制度，實在對於政治人才之培養，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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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現代高等研究院，大學，教授賦以清職。
不過古代王官儲君能親近，現代是誰人親近？且大學清職也愈見煩瑣，又有爭奪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