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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讀國史大綱 [打印本頁]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3 23:24
標題: 讀國史大綱
姑且算是舊社會的一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3 23:26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當自反省之。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3 23:53
「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
1. 小心現實裡「激發於一時熱情」的評價、文章。
2. 誰是「真切沉浸於歷史智識」裡，我想，這也是識人，識學所需留意。「真切沉浸」於一門學問，不容易。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13 15:16
「禮本為祭儀，推廣而為古代貴族階級間許多種生活的方式和習慣。此種生活，皆帶有宗教的意味與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學術三者，還保著最親密的聯絡。
祭禮的搖動，即表示著封建制之崩潰。」
上述講的，是自周、春秋至戰國的祭禮動搖，比如論語記載，八佾舞於庭，是諸侯僭上天子之禮。即使春秋時魯有天子的郊禮，我想，這是天子地位不行，文化保留於魯。
自清迨後，國家祭禮崩潰了，可也表示著二千年古代建制之崩潰乎？
不同的是，現在比起春秋秦漢，多了顯學的科學，將來的國政還會恢復祭禮嗎？唐君毅認為值得提倡的三祭還會再現嗎？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13 15:18
「宗廟裡的祝史，還兼掌占星候氣，布暦明時，使民間得依時耕稼。」
禮記月令，內經五運六氣七篇，應該也屬候氣之事。
竊疑此乃運氣學之相承。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13 15:20
「大抵古代學術，只有一個禮。古代學者，只有一個史。」
醫是否出自禮，吾未知。
但按照禮記對於天地人身的理解，董仲舒記錄人身的道理，二者應相會已久，如同一世界，而其用有所不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13 15:25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0-13 15:28 編輯
在五畜五穀這些接近食療、飲食、祭儀範疇的事情，禮便與醫發生了關係。可以見於禮記、周禮。
不過，考慮到大家取象稍有不同，諸如隋五行大義亦有些許身體內容，但取象不同。吾思之，可以思作不同的象數系統，儘管禮記、五行大義的取象有其意義，亦有啟發性，但若要相比黃帝內經，相比已經融通本草藥物習於人身久矣，當以此內經之象數為本，為更得其本質，如此，則不亂矣。
禮尚可接於五臟之類，至於後世深入擴展的本草諸藥，自當為醫家之本業，吾以此為醫禮分家。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0 11:14
查查竇太后簡史，看到她採信道德經，卻對儒生不滿而罰之，覺得是未明道德經之柔弱勝剛強。惟其與民休息，再看到漢武帝晚年亦需靜養國力，則於大處看，治國方針仍有益於民。
再計較其個人，或許人皆有其過。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0 23:27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0-23 11:05 編輯
漢劉向：「王者不可不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
原來在漢朝，已將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變化成聖人受命，天降符瑞，至王朝德衰，禪國讓賢而新聖人受命之觀點。
可惜此論在王莽失敗後成為無人再談的失敗，個人覺得，這是當時的國家文化體制，尚未能夠妥善面對與處理「讓賢」的失敗，那種改朝換代的成本太大了，大到只能有一次。然後，就只餘下歷代皇朝潰爛後的不得已改朝換代。
如今看來，只是更易成 「民命授權」，加快循環受命的「數年一舉」，德衰則與另一候選人相爭，德盛則續期。關鍵是自天命下降至民命，而任期也快速縮減。至於是否不可能子繼父位？看看別邦布殊家族，三人有力爭選，二人繼位...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0 23:27
天命與民命誰更精明？不知道。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2 14:34
漢有兩派，一派為齊學，恢奇怪誕，一派為魯學，平實訓詁。
如董仲舒屬齊學一派，其學想必與內經關係甚深。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2 21:28
查一查今文與古文經學：
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思想意義及歷史定位：就今古文之爭的意義而言，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官學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團間的鬥爭；文化上的意義是，開創帝國氣象的政治與神學結合的知識活動，與迴歸先秦的義理與考據結合的知識活動之競技；理論上的意義是，漢代新起之天人感應災變的宇宙論，與樸實的先秦人倫進路之世界觀的交戰。就今古文學風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為政治意識型態學而建構的解經體系意義上，兩者對於兩漢時政皆有實際的影響力量，而其個別學術力量的起落則與官方的抑抬有互動的關係；在作為儒學發展的一個環節的意義上，古文經學派對於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訓詁工作有重要貢獻，而今文經學派則側重地發揮了儒學與政治活動結合的義理詮釋工作；在作為哲學思想的創造面意義來看，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學在哲學觀念的創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較於漢初黃老、道教哲學、淮南子、抱朴子等，整體地説皆有遜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結合天道神學與陰陽五行説，及易學官學結合了兩漢的天文氣象學知識才頗有理論上的創造力。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3 11:13
讀此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疏理對於國家、民族應有的態度，思考應該以何種態度，人生觀來面對當前的混亂，期盼在這混水中，雖不能摸出條魚，也不覺自己能改變世事大局，只是心裡求得一個明白。馮友蘭談覺解，大概也是如此。
無論是明哲保身，潛龍勿用，還是受之以遯，都是一條路。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0-25 12:50
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帀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態,無有不致大亂者.
這句話,是寫在東漢時,東西出現了經濟文化的差異, 並引鄭太說董卓: 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 關西頃遭羌寇, 婦女皆能挾弓而鬭. 天下所畏,無若并, 涼之人.
最後是董卓領著涼州丘東到洛陽.
個人覺得, 現代社會的包容能力比以往強, 而邊境與國家中心的民風不同似是常見之事. 關鍵可能還在, 那種分裂是否在那個時代為之太過.
在看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時, 印像中書裡提及 他們很重視 社會的高低層能同時坐在同一個運動場裡, 一起欣賞一場賽事. 這種共同經歷, 或許也是大家屬於同一社群的.
古代王宮與政府,平民的距離越來越遠, 似乎也是同一個問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1-12 11:24
坤文言：
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原來處於不好的時候，應該做的事情，早已明暸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09
有時喜歡看錢穆談一國的元氣，清濁，這應該是現代史學所缺乏，即是基於陰陽。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14
當國家的問題未得以處理，財政、人心、軍政都充斥各種毛病，外患未平，臣子卻在根據古禮說要去封禪郊祀，這確是有問題的。
《 白虎通義 》説：「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禪，以告太平也。」《五經通義 》曰：「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如果天下未太平，民情未治，還有空閑去泰山告天？民氣得治，天何不知。只怕禮是後繪，錦上添花，而病疾者宜先速求藥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21
在北魏均田制，錢氏有一言： 「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人不能無勞逸之分，不能無積累之厚薄，但求不過限度矣。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31
周武帝的保定二年詔：「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甚恧焉。」
亭毒，化育。
恧，慚愧意。
錢氏謂「此等皆辭旨深醇，不媿兩漢。」
君主是一國之首，責任本在宣明教化，豈是自以為尊貴而侈奢於世。君王自省之心可見於此。
本欲多言，現在卻又覺得不必多言。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32
內經有宣明五氣論，其「宣明」之意，想來亦甚大焉。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44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2-25 10:45 編輯
北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於是人主賜以俸祿、尊以軒冕而不以為惠，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後世衰微，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君之命官，親則授之，愛則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沒，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溈。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 」
「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 」
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此尊之大義。
「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
此莊子之不欲任事捨己而隱遁者。
「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
「降心受命」，此自道家獨身而轉儒之出世也，甘願自降其心，自屈本性，而行世間治亂之事。猶自化一己自然之性，以起治理之人為造作。
「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 」
難哉。淳素之風幾可復返，難哉。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52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2-25 10:55 編輯
官號詔云：「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紂南面，雖高可薄；姬旦為下，雖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華門可以垂範。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此等語殆是崔宏筆。
道德經云：「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斯乾九五之飛龍在天，猶有初九潛龍勿用之時。
「桀紂南面，雖高可薄」
此清濁混淆，陰陽反作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0:59
「天道遠，人道邇」
鄭子產語，確是。其旨悠遠。
「人而不仁，如禮何？」
祭祀再多，無補其不仁。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1:00
錢氏謂，後代中國祭孔，亦以大群的、公的敬禮事之。如關公等神祠，則與觀音等同為各個人的私祈求所歸向，論中國宗教思想，必分辨此兩種之不同。
古代人民信仰尊敬上帝之存在，而禮拜上帝之儀節由天子執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1:04
錢氏謂「道家則對於鬼神上帝，為激烈的破壞」，此論以儒墨皆有本於天的道德理論教化人民，統於聖君之下推行聖賢政治。而莊老則主以無治，「小國寡民」，「不教」。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2:09
古陰陽家的資料不多，記述一點。
「陰陽與五行，並非兩派，此派以陰陽五行說明宇宙萬物，已為採用道家莊老言自然萬物的說法。」
史記孟荀列傳詳載鄒衍學說。其推而廣之以言地理，又推而遠之以言歷史，皆與莊子齊物、秋水路徑相似。以一氣分陰陽，其論採於道家；五行則由當時新發現天空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按：周禮已有四時五味之起，不必必歸於五行星）
「惟其主要精神，則仍本於儒家。」
即偏重於政治的興味而言仁義是也。
「其學說大約可分為兩部分。一見於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時則訓及禮記月令，」
此主五行相生說，如春為木，夏為火，木生火是也。
「大抵主王者行政，須隨時節為轉移」
故曰時則，又曰月令。今俗稱時令、節令，此令字即王者之號令，所謂政令是也。政令當與時節相應，即為天人相應之一主要義。
（按：此說妥矣，實古代科技未興，農耕人民生活之事，皆隨時節而移，可謂四季之參與人生其甚，而人民無不望天候時，王者亦須順應，而非現今之以科技改造，堅持貫徹一己念想。而現今不獨四季，生活之事與四季相涉漸減，亦漸不重視，謂與己無關，可能直至發濕疹流涕之病，才覺然轉天氣與疾病加重相關。惟其所治，亦必尋於藥物，而不曾思其起居飲食之有否法則天地四時）
「此種學說，似頗源於孟子，所謂『勿奪民時』也」
古者以大會獵教戰，必於農隙，因之此派主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築城、浚㸞及修墳墓等大工役治，處處與天氣節候有關。惟孟子偏重人道觀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說之。鄒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觀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剋的說法。如謂冬行水令，利於用兵、用刑之類是也。荀子謂：「孟子、子思造為五行」，以晚起五行學說根本要義實導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學說也。（此種思想，直至最近俗傳時憲書，仍有某日直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紀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剋說之，即見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則為漢儒所傳之「五德終始論」。」
此主五行相剋，如周為火德，秦滅周，故自謂水德，水剋火是也。又時則、月令乃一王每年循環行五德之令；此則為歷史上諸王朝循環各當一德之令。如周為火德，尚赤（此在時則、月令屬夏）；秦為水德，尚黑（此在時則、月令屬冬）。兩派學說互自不同，而皆源自鄒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呂氏春秋已采之；後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國而采其說。
「此所謂「五德之運」，此「運」字似從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來。」
運只是因民心之轉移而影響到政權之推遷。五行學家又從民心折返天意，天上無不變之四時，地下亦無一姓之王統。此老子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堯、舜之禪讓。於是王室更迭，為一種必然的循環。不重在人道上，而轉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應之例。（今俗傳命運說，即由此來。運即是命之必然的轉動。一國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轉動，漸降為一人一家之禍福的命運。）
「故知鄒衍學說原本孟子，不過天道、人道畸輕畸重之間，兩人不同而已。」
上述二說中，無論從何一說，已由惟一的上帝觀念而演化成青、赤、黃、白、黑五色帝。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2:10
錢氏指出天道人道之畸輕畸重，此確為現代當須反思之天人相應之際。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2:47
其餘些許需要注意的：
其一，群體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奮興，禮樂衰而方術盛⋯⋯禮樂與方術到底不能融合為一。
當真如此？個人感受，禮樂與方術，皆可調和人身，及至家庭，而方術一部分，也轉為養生，或張景岳談的攝生。
至於時憲書的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是否仍宜？先存不論。
其二，大的群體日趨腐敗毀滅，既不能在政治社會大處著力，希圖補救，常自退縮在個人的私期求裡，於是只有從方術再轉到清談。
此即自黃老轉入莊老也。黃老尚帶有政治意味（即牽涉群體），與陰陽學家相羼混。莊老則全屬個人主義。東漢治老子學者常兼通天文圖讖，清談家則否。清談家一方面似較合理，另一方面，則對全體觀念更為淺狹。（按：清談似乎少談元氣？）
在沉迷方術之際，確需如姜子牙推蓍蹈龜，大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一推而醒，此之謂。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2:52
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隨相警惕，不敢驕縱荒佚，而成治世。
魏徵所謂：「隨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
此易之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否則初吉終亂也，不可終，貞之失也。富驕屬既濟卦者，猶需謹記，以自剋其利，無名利反侮之禍。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3:08
「直要到政治意識再轉清明，政府漸上軌道，則君臣相與之意態亦變（其君不敢以私屬待其臣，其臣亦不復以私屬自居。君不以防制為事，臣不以篡為能。）。君相仍為相輔成治，而非相剋成敵。其時則魏晉以來的私機關，又一變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領官，完全實替了秦漢時代的相權，而即以扶翼君權，共同組成一個像樣的政府（其內包有王室）。這便是隨唐統一之復現。
此種轉變，無異乎告訴我們，中國史雖則經歷了四百年的長期紛亂，其背後尚有活力，還是有一個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種意識，或說是一個理性的指導。）依然使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機關，依然是魏晉以來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但他們現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屬。其職權分配，則中書掌定旨出命（命令權）；門下給事中掌封駁（審駁權）；尚書受而行之（施行權）；古代的宰相權，現在是析而為三。」
讀國史大綱其中之目的可謂見於此，即是古代自群權分出相權，而相權已有定出大旨者，審駁處，行政者。而君相權之平衡，亦有相輔與相剋之變化，權既有分，時有交替，有施行者，有駁正違失者，豈可謂古代治權獨君王一家？
「中國政治，自秦漢以下，本有一種理性之指導，法度紀綱粗建，無豪強之兼并，無世冑、僧侶之專政；教育、選舉、考試與統治權常有密切之聯繫，不斷吸收社會俊秀分子，公開參政，使其新陳代謝，政府與民眾，即以此為連鎖。」
其理性自具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3:11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2-25 13:16 編輯
吾思讀史之要，可評判目前處於盛或衰，盛中何憾，衰中何急，象態近似何一朝代，又需顧及內外諸患，民生經濟諸事。則史學便可成一鑑印，照明未來之路。
較之純理論者，則史中包括各理論與事實細節之升降浮沉，不純是思考而貼合現實人情，即如《文心雕龍》謂：「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史之厚者，使人腹中有墨水也。竊以為此現代教育忽略之處，多以理推之，而少談積事而理自現。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1-12-25 14:27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1-12-25 18:17 編輯
唐朝其中一個問題，在於盲目的以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沒有在文化和教育上着墨，然後就放鬆了戒備。結果對方拿了錢和兵權，卻沒有相應的文化思想。「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射馬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鬭之事。」人沒了文化上的陶養，智識上的追求，喜歡射獵攻守之事，實在平常。觀現代年輕人，喜競技之遊戲，亦為人性中力的一部分，即氣質之性勝。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29 18:25
現在寫 下冊的拾得。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2:54
宋朝繼承唐朝的制度，嘗試損武益文。錢氏說，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的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的局面。
這是有五代藩鎮節度使諸武臣跋扈的背景。
大概每一朝都會因應之前的問題而提出處理方法。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01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1-30 23:03 編輯
自范仲俺提出一種自覺精神，要讀書人從心裡湧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而不僅僅是望進士及第，做官。
錢氏說這是「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對於用宗教性來形容，我有少許疑惑，可能我有點認為，這是一種天性，是一種義氣，是在學統裡一直隱含的精神。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11
范仲俺提出《十事疏》，大概可以看到以前政事在於澄清吏治、調整科舉、修戎備（軍事）、富強（均公田，平均職田分配；厚農桑）、減徭役、重命令（謹慎法令頒佈）。
科舉，吏治都為選賢，軍事為守衛，命令屬法規實施，農桑、減徭役與人民生產有關。
這裡大概看到古代國家的構成與運作重點。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15
「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叠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仁宗雖心裡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
變法談何容易？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20
繼范仲淹，王安石推行新政，其一缺點，在於只知認定一個目標，而沒有注意到實際政治上連帶的幾許重要事件。而且還帶有急刻的心理。
對於急刻，范純仁告神宗：「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
至少在古代，想來變化不過太急，也不可急於求成，這需要耐心。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23
程顯本贊成新法，其後亦轉入反對派方面。嘗謂：「眾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未必為好的領袖。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28
想起雅虎，曾作出不同的變法，改變方針，要找對方向，要有眼光，在這科技變化迅速的時代，這些公司也不容易。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34
王安石自視過高，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公輩坐不讀書耳）。說他們是流俗（ 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又固執不受人言。（當時謂安石有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之狂論）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37
熙寧七年四月，權罷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後神宗依然照著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豐八年神宗卒，先後一共不過十七年。即使舉朝一致，盡力推行，此等各項新制，均牽涉全國經濟民生，未必即可有穩固之基礎與確定之成效。何論其常在議論喧豗、意見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技術上的問題。
其實神宗獨斷，若能捉對方向，有此魄力，緩緩推行，也未必差？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權在神宗，失亦在神宗。既然不得眾心，則無以為繼。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41
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即三經新義，即其同時政敵，亦推尊之，司馬光謂「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家。」
至於錢氏謂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其實還是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愚才疏學淺，實不知此等事。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46
宋朝當時的南北之別比我想像中大，大概古代流通不及現代，又有地形氣候物產等等差異，影響及社會風習，人民性情，致使南北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均有不同。
一記司馬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另一記司馬光與呂惠卿議論變法，司馬光愈論氣貌愈溫粹，惠卿怒氣拂膺，離開時尚不能說話。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健子，怎生廝合得著！」
現代應該好一點⋯⋯？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56
在學派方面，洛派（程頤）主張王霸之辨，以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漢隨唐是霸道，而當重王道。「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至要、至易，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其實所謂唐、虞、三代，只是他們理想的寄託。他們的政治見解，可以稱之為「經術派」，或「理想派」。他們主張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而古代經籍，則為他們理想辯護之根據。
同時關中張載與洛陽二程相呼應，其政治理想，亦大體相似。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ī）一人而定。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0 23:59
程顥嘗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此乃洛學與安石根本相異處。
或許良法也要有人材配合，即如法律制度也要有培訓好的法官與律師。
【二程嘗謂：「介甫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卻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眾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jù）改？」又曰：「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1 00:09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1-31 00:12 編輯
朔派是正統的北方派。他們與洛陽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經驗。【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則主逐步改良。【朔。司馬光謂：「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 】故一為「經術派」，而一則為「史學派」。
新學者以通鑑為元祐學術。政和時，詔士毋得習史學，即以斥元祐。陳了翁則雲：「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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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學，似後云疏通心性，讀史，則能知過往所遇何事，前人如何應對，有例可鑑。這也是我為什麼想讀國史大綱。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1 00:13
大程似乎頗見司馬光才不足負當時之艱難。
二程語錄：「伯淳道君實（司馬光）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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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比喻很有趣。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1-31 00:17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8:31 編輯
而溫公於伊川經筵進講，亦有不滿。
劉元成言：「哲宗嘗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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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在春天折一柳枝，程頤諫說，現在萬物生長，不可以無故摧折。哲宗臉色不平，擲棄柳枝。
聽到這個故事，司馬光不樂，與門人說，使人主（皇帝）不喜歡親近儒生，正是程頤此等人。
其實體會春天萬物情態，如種子發芽初萌，學習尊重，挺好，可惜哲宗不受。
至於程頤這樣做是否迂？嗯？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8:32
「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當今仍是？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8:41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8:43 編輯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游【西台集。】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劉摯立論亦略似。】似較蘇辨更為就實。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舉時文之弊，請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求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全用蘇氏議論，舒議遂寢。文人一時標新立異，其見解乃足貽誤六、七百年後人，亦可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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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應該考詩賦而非經義的原因，在學習詩賦的前提，必然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若詩賦得成，經史子類亦當熟悉。
反之，只考經義，則學書經者不知詩經，學詩經者不知易經。
另外，詩賦要自作，有自我吸收融會。經義則用他人之言，未有融會一層。
這是他們的理據。個人反好奇，是否詩賦者當有涉獵九經？當時風氣今不甚明白。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8:52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8:54 編輯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為秦相，便弄出焚書坑儒的事來。西漢竇太后在朝，趙綰、王臧亦見殺。】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既為群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遂中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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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際政治的衝突。但如果儒家學術不涉治學，則又難成儒家。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03
岳飛見殺，正士盡逐，國家元氣傷盡，再難恢復。這卻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朱子語類》：「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武穆卒時，朱子已二十餘歲，豈有見聞不確。
武穆對高宗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當世軍閥誤疑武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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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立言之謂。
二．中興將帥有在岳飛之上者？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確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07
南方自和議後，秦燴專相權十五年，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人才既息，士氣亦衰。高宗不惜用嚴酷手段，壓制國內軍心士氣，對外屈服，結果免不了及身再見戰禍，亦無顏面再臨臣下，遂傳位於孝宗。
孝宗頗有意恢復，然國內形勢已今非昔比。
前有將帥，無君相。今有君相，無將帥。朱子言：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 。不知力言恢復者，早已於高宗時誅逐盡殆，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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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孝宗力言恢復，人才早已於高宗時誅逐盡殆，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此句當為一國，現代一公司培育之在所注意。培養是一義，反覆讓邪人乘機是二義。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14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1 19:20 編輯
要之，他們（蒙古人）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
蒙古人的統治，在大體上說來，頗有一些像古代貴族封建的意味。只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自身有一種珍貴的文化修養，（即所謂詩書禮樂）而蒙古人無之。他們在武力的鎮壓與財富的攫佔之外，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他們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們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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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入主，似乎只顧統治與徵稅。
關於精神生活陶冶，如前述五代，若無精神生活、文化修養，則男子漢往射獵武功之進，總是往名利般走，個人則射獵，一國則徵戰，精力之發洩向外。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16
元人又頗重醫，醫人皆經選試著籍，故元代名醫特多。至天文星歷、陰陽卜筮，元人皆與匠、醫一例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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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重醫嗎？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31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
朱國禎皇明大訓記卷九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宰相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
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稱： 「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
⋯⋯
莊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明廷之濫刑、濫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
明史流寇傳評莊烈帝，謂：「敗一方即刃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其甚者如袁崇煥之見殺，則并非罰之明而馭之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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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朝，廢宰相，刑罰下於士大夫。卑臣太過，亦改傳統君臣面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1 19:34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功臣、宿將多已誅死，兵卒多已散歸田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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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1:35
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於是一面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慴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統治一個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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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對古代皇帝的印像，大有獨掌天下，不理他人的感覺，會否是自明朝至清的政治改變？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1:53
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之反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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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古代科舉，學術與政治關係甚切，現代科舉已斷，儒家亦需尋覓新路。
亦有科學、商業不同學科牽涉政府，此古今不同。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2:01
成祖以後，始有內閣之稱。永樂、洪熙兩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亦出自御筆，不委他人。仁宗後，閣權漸重。至宣德時，始令內閣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
此由君主生長深宮，一兩代後，精力智識皆不如前，遂漸漸不親政事，懶於接見大臣；愈懶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俞不敢與大臣直接對面辦事。
⋯⋯
其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皇帝深居內殿，不復常與大學士相見。⋯⋯而世宗、神宗則並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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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在「君主生長深宮，一兩代後，精力智識皆不如前，遂漸漸不親政事，懶於接見大臣；愈懶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一句。
即便開國皇帝能勤於政事，宮城高築，則人心漸漸疏遠。有點像今日宅男，連日在家，多接電視，則愈不願與外人交談，少出家門。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2:11
獨裁的皇帝不問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四十一年葉向高疏：「⋯⋯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金，朝政嬾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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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能力不逮，大可將權力責任下放給群臣處理，偏生權力自太祖已收歸一人，翕不待放。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2:15
自然有權臣應運而生。
世宗時，夏言、嚴嵩遂弄大權。
嚴嵩柄政達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下，而弄權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敗事。
⋯⋯
然皇帝與內閣不木山月親接，其間尚隔著一層太監的傳遞。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朝廷命令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傳之內閣。人閣陳說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述之御前。
於是實際相權（或竟稱君權。）一歸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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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與內閣層層相隔，信太監之甚。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2:29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2:39 編輯
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出宰輔上。
武宗時劉瑾攬權，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弟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之潤色，李東陽頫（低頭意）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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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瑾在奏事的時候，必選擇皇帝遊戲時，使帝甚厭欲去，說：「請你回來幹麼？阻住我。」自此劉瑾便自己決事，不再上白皇帝了。
即像兒子玩電腦遊戲時，母親在旁囉嗦，厭之乃人之常情。但將這種機巧用在皇帝施政上，則為奸巧，亦禍國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07
《五代史宦者傳論》宋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譯文
自古以來，宦官敗亂國家，禍患的根源和後果更甚於女色之禍。女性，單靠美色來取寵罷了，宦官的禍害，卻不單單是一個方面啊。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詞解。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 詞解，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詞解而起，至抉詞解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譯文
這是因為他們為皇帝貼身辦事，得以熟知皇帝的習性，他們一心專注於取悅皇帝而對人殘忍。所以他們能用小小的良好表現來使人滿意，又能用小小的忠誠以鞏固別人對他的信任，於是就使皇帝必定信任而親近他們。等到他們獲得皇帝的信任，然後就利用福禍利害的說法來恐嚇並控制他。這時候，雖然有忠臣賢士在朝為官，可是皇帝卻認為他們與自己很疏遠，及不上起居飲食方面都在自己前後左右的人可親。因此，那些總是在皇帝身邊的宦官日益親近，忠臣賢士日漸疏遠，因而使皇帝的勢力越發孤單。皇帝的勢力愈孤單，害怕大禍降臨的心理便逐漸急迫，而控制皇帝的宦官，他們的權力和地位便愈加牢固。於是皇帝的安危，取決於宦官的喜怒，禍患就潛伏在宮廷裡，那些以前認為是可靠的人，卻是禍患的根源啊。等到禍患已經很深了，皇帝才發覺，想與疏遠的大臣圖謀身邊親近的宦官，如果行動太慢，禍患就會愈來愈深；行動過急，宦官則會脅制皇帝作為人質。縱使有聖人智者，也無法替皇帝謀劃對策了。謀劃了也不能實行，如能實行也不會成功，鬧得厲害了，則兩敗俱傷。最嚴重的是使國家滅亡，其次是送掉自己的性命，而且讓一些野心家藉誅除宦官而起事，直到找出所有宦官，斬盡殺絕，讓天下人大快人心才了結。這是從前的史書所記載，宦官的禍害經常如此發生，並非一朝一代的情況。
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 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詞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譯文
身為皇帝的，並非有意在宮廷裡培養禍患，而疏遠忠臣賢士，那是由於逐漸積累起來的形勢所造成的。女色的誘惑，如果皇帝不幸地一直不覺悟，禍患就會降臨；假使他一旦覺悟，提起她來扔掉就行了。可是宦官的為患，雖然想要悔悟，但是情勢的發展會到了無法除掉的地步。唐昭宗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所以說宦官的禍害比女色之禍更甚，道理就在這裡，怎能不警惕戒備呢？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31
宦官逐漸驕橫跋扈。而閣臣中想實際把握政權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結內監。
時謂：「大臣非（夂寅，一字 ）緣內臣不得進，非依憑內臣不得安。」即如張居正，亦交結內侍馮保也。
其次又須傾軋同列。（閣臣不止一人，職任上並無嚴格分別之規定，但嚴嵩傾去夏言，票擬專首揆，其票擬不令同官預知）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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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問政事，則權臣漸起。皇帝倚靠內侍，則權臣與宦官不得不親交。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32
黃梨洲謂：「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真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35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3:36 編輯
明代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又嚴刑繩下。錦衣衛、東廠、西廠，成為皇帝的私法廷，可以不經政府司法機關而擅自逮捕鞠訊朝臣，乃至於非刑虐殺，其權全操於內寺。
內寺之權，極盛於熹宗時之魏忠賢。
在一種黑暗的權勢下面，鼓盪出舉世諂媚之風，而同時激起名節之士之反抗，而黨禍於此興。
直待全國正人都捲入黨禍，而國脈亦遂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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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風一盛，激起名士反抗，猶一激一盪。苟禍風捲至全國正人，則猶正氣俱衰，連正邪交爭也無力了。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37
明代國學，即至後來，亦比唐宋較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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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是學校之盛。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51
明制中尤堪稱述者，在其 翰林院。翰林院之設始於唐，其先本內廷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此猶秦漢初年之博士及郎官。舊唐書職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
至宋代為士人榮任，掌制誥、侍從備顧問、侍讀、侍講、說書等經筵官，為當時政府一種儲才養望之清職。
劉安世謂：「祖宗之待館職，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
⋯⋯
明初尤能不斷注意到社會上的名儒耆俊，網羅握用。皇帝以及儲君，時時與翰林學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種學術上的薰陶，又可從他們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價值的獻議或忠告。
翰林學士除為講官、史官、修書、視草等規定的職務外，如議禮、審樂，定制度、律令，備顧問，諍得失，論薦人才，指斥姦佞，以常獲從幸，尤見親密，實多有匡捄將順之益也。
而一輩翰林學士，又因並不負有行政上實際的責任，而望榮地密，從容中秘，得對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討，以備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後起，亦得侍從臺閣，受一種最名貴而親切的教育。實在是國家培植候補領袖人才之一種好辦法。
在貴族門弟的教育消失以後，在國家學校教育未能切實有效以前，此種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的制度，實在對於政治人才之培養，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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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現代高等研究院，大學，教授賦以清職。
不過古代王官儲君能親近，現代是誰人親近？且大學清職也愈見煩瑣，又有爭奪名位。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3:57
學校可以造成所欲期望之人才，科舉則只就社會已有人才而甄拔之。又薦舉亦益稀，出身全由場屋（？）。
惟承平日久，科舉進士日益重，而學校貢舉日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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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人材，或許多途也好，反正一種選賢制度大概總有其不足，以他補足。猶現代多種公開試，又有精英運動員計劃，推薦信。即以中醫為例，大陸開始承認師徒制，則又不拘於課堂授學一種。現代公司選擇主管，也有內部培訓拔擢，或公開招聘空降，說是那種較好，大概要因事而論。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4:03
英宗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人才亦為科目所限。而教習庶吉士漸漸變成有名無實。
及翰林院慢慢不能培養人才，而吏部選舉又漸漸有拈鬮、掣籤之法，而選舉遂不可問。
（“拈鬮法”和“掣籤法”是明代銓政獨創的。明吏部對官員選授遷除，先用拈鬮法。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尚書孫丕揚為避免宦官請託，創立掣籤法，以竹籤預寫所選機構地區及姓名等，雜置筒中，大選急選，皆由選人自掣。清沿用此制，外省官員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籤分發各省。）
至於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為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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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人才亦為科目所限」，此需留意塞流的問題。上游一堵，則下游生機為之一扼。猶大學欲收縮學系，有些長遠弊端日後方知，知亦已晚。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7:21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7:26 編輯
八股文是什麼？
顧炎武：「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
科舉推行既久，學者只就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題，竊取他人文記之，（富家延師，一經擬數十題，譔文論價。）入場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本經全文有不讀者。（禮喪服不讀、檀弓不讀，書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不讀，詩淫風、變雅不讀，易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諸卦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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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大概有一套解釋題目的格式。現代眼光看上去，比一般的古文稍難理解，但古代似乎已成定式，甚至大家只背答案，前後修改，即「科舉推行既久，學者只就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題，竊取他人文記之，入場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本經全文有不讀者。」
補習社擬題十多，學生記之。甚則背範文，入場抄謄，不亦近乎？
本經全文有不讀者，即如物理學書本，只讀熱門題目。
即如中醫，大概是讀筆記，不讀課本全文。比如神農本草經，應該也少人讀矣。
顧炎武：「舉天下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故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十八房指明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其事始萬曆。後增至二十房。匯其範作，供士子之揣摩。
大家都去讀十八房的進士範文，揣摩其中心思筆法。漸成以十八房範文代本經的風氣。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7:31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4 21:56 編輯
顧亭林日知錄稱：「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時習之，故終老不忘。」
此段所言「自幼習之，終老不忘」，是現代教育所昧處。
「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為貴經，而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
餘句則示學問空疏之過。
元袁桷國學議謂：「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弊，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尚甚於宋之末世。知其學之不能通，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以下皆霸道。不能辭章，謂之玩物喪志。」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荊公早自悔：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學究者，即學究一經之謂也。⋯⋯蓋朱、王皆欲提倡一種新學風，而皆為科舉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轉無窮。陽明繼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人口大之說，仍為空疏不學者所逃。荊公、朱子、陽明皆有驅虛就實之意，而皆不勝世變之滔滔，則以學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僅知懸一標準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則無論東漢之察孝廉，隨、唐之考詩賦，宋、明之試經義，其末流之不能無弊皆一矣。
此段即只讀四書注，不讀其他吏治書本，卒至清談空疏，不能達細微處。若是不涉史，又以大言「自漢以下皆霸道」而略之。
個人之所以讀國史大綱，是知道胸中無史學，對於古代種種不識，即使只言心學，如誠敬中和之類，現代需落在現代生活上，在古代亦有其落到實處。故讀史學之目的，一為知其歷朝之背景與變化，有助理解學問變化，言儒言醫亦然；一為究本地之歷史變於照於何史何段；一為探究古代政制是否如當今所說之一文不值。
那本地之歷史變於照於何史何段？現有肅殺之風自北而落，以重典止亂局，遏制人心，稍似明清重法。至於社會風氣，或漸似魏晉之走向清談？高則清談，俗則娛樂。謂娛樂俗，想起阿森一族和莎士比亞劇場的觀眾調查故事，大家知道莎士比亞較高雅，卻還是選擇看阿森一族。至於明末清初，激起一班明朝遺老風骨，其堅貞又成一學風榜樣，不過現在即使有，也近是西方式榜樣了。
還有一件事，無論是治風，或疫氣，致使本港政策主封閉，不利往來也好，種種皆使西氣漸漸離開，此一變化之影響是大是小？可能有待未來反觀。
至於探究古代政制是否如當今所說之一文不值，則感覺古代之政府由皇帝、宰相士人分權合作所成，升降自科舉，治理則涉及賦稅，工程，農業生產，又有水利，軍事。當中自有一套議論、進諫方式和理性，讓反對的聲音得以進入殿堂。選取國家精英討論治理之事，雖然未必有現代科技講求定律，但總有歸納以往成功失敗，觀察目前時弊，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
然後政道（政府架構，舉賢方式，帝王與大臣交流方式，科舉等等）、治道（政策，外交，稅務，刑法，貿易）、學風（科舉），皆會不知不覺地漸漸變化，倘若往壞方向去，需及時整飭，否則待大樑都蛀壞，屋頂就要塌下來。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27
明朝還有皇帝深居淵默，舉朝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
錢氏指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
一，明末有流寇四起，若先議和關外，猶可專心治內，思宗想言和，卻又不敢，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皇帝密召欲議和，結果事洩於外，群臣譁言，為殺新甲，也失去了最後一次議和機會。
二，其中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
三，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兵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責其自行損失國土），遂不果。
四，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
明事終至於一無可為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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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因朝廷文官之壓力，竟不得不出兵赴死，可謂轟烈，亦明末之無奈。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32
至於地方生員，則有養無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宣德中，生員設立增廣之額，初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工」，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工。嗣後又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的。人愈多，習愈惡。邊遠一隅，亦生員百人，遊手好閑成患）
又在地方仗勢為惡，把持啓噬，實做土豪少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縳官投偽，皆出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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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鄉紳，有養無教，未成安定地方之力，反仗勢成禍。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36
顧炎武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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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此段以正己之誤。
雖專業不在此，已過學習時期，是不綜當代之務。惟亦要留意高言尚需實學，醫亦猶是。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39
「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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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日知錄此幾句，為提醒讀書不通意之病，讀書只看兩三行之病。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42
明室政治之支撐點，上面靠有英明能獨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較清廉肯負責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獨裁，則變成宦官擅權。官僚不能負責，則變成官僚膨脹。於是政治教育破產之後，兵制、田賦（明末屢次加賦）等相繼崩潰，而緊接著的便是一個經濟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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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總結明朝政治。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46
古人除了耕田，還有桑蠶之事。而絲織之事，漸漸自北而南。
當中「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
家家種桑樹，不免讓人想像家家育桑樹之氣，總似好事。觀桑自葉、果至根皆有藥用，對人有益。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8:50
二、政治之腐敗，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財力，而收最少的功程。 最要者還是北方整個水利網之破壞。
徐貞明潞水客譚：“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溝洫尤其盡力。周定王后，溝洫漸廢，而河患遂日甚。河自關中入中原，涇、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澗及丹、泌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 秋霖潦之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倆流，則河流安得不盛？其勢既盛，則性愈悍急而難治。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跡，疏為溝滄，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濫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而河流亦殺，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蘭陽以南之渦河，與徐州、沛縣百數裡之間，拘而委之於惟，其不至於橫流潢決昔，實徼萬一之幸。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輿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用以備寧潦者，容水而已。故溝洫與海，其為容水一也。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書亦雲：“河能為災，亦能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為澮，頃共為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即有沖決，詎至為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為利，遂反為害。稍暘則傾瀉無所停，淫雨則肆溢無所約。寧夏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利害旋轉，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為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今按：明代以來治河理論，皆主潘季馴“河不分流，高築堤岸，束水刷沙”之說。然潘說特主河之下游，為救一時之潰決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為治本之計，莫逾於上述之三家矣。
即據關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漢，而唐後又更不如唐。
漢書：“鄭渠成，溉為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為沃野。”其後又有輔渠、白渠、龍首渠之役。後漢都洛，諸渠漸廢。杜佑雲：“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余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惟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頃。”蓋因“沃衍之地，占為權豪觀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張方平語。唐書屢有議毀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記載。】宋人以鄭渠久廢，惟修白渠，溉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六百頃。熙甯中，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複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頃。其數乃不減於漢，然未幾即廢。【黃河水患，一因於河訊時期水量之突然盛漲，一由於水中挾帶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並不全在黃河之上源，而多為晉、陝、豫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國漢，唐全盛時長安、洛陽兩都會之沒落，其附近四圍一般經濟狀況之衰頹，與夫農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兩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錄謂：“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可謂詳而有體。然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後，則催科為急，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
觀明人所說河南、山東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見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沖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為巨浸，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濟、魯之間，一望赤地。于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亙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東在漢、唐時，正猶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謂“歲漕關東粟數百萬石”者，大部即在此兩省。將明人記載一對比，可見中國南北社會經濟文化轉移之劇烈，而其原因則多半在人事，不必遠推至氣候雨量或人種血統等種種渺茫之臆測也。
而運河的開浚，其目的既專在通漕，對於北方原來水利，亦有損無益。
隋煬汴渠，溝通河、淮，說者已謂利害不相掩。
宋丁謂談錄謂：“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跡其事實，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堤三百餘裡。舊所湊水，悉為橫截，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運，冬、夏無阻，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矧（shěn）每歲霖澍（shù），決溢為患。自斯觀之，其利安在？”按：東漢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東流入海，汴東南入泗。煬帝溝通江、淮、河、汴，雖有南北水運聯貫之利，然如丁說，亦複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會通河，直貫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學衍義補雲：“運河由江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甯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泗、【出泗水縣。】沂、【出曲阜縣。】洸、【出陽寧縣。】汶【源有三：二出萊蕪縣，一出泰山南。】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禦。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 北分中之處。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泌，有自琅琊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築壩堰，建堤閘，歲糜巨帑，而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堤密于田畔，地破於壞瓜。人力已盡，水患方烈。【皆明人語。】因運河而牽連損害及於旁近之水系。【山東濱海，水勢自宜東注，而元代為以濟通，盡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楨謂：“舍運道而言水利易，兼運道而籌水利難。民田於運道勢不兩立。兼旬不雨，民砍啟涵洞，官必閉以養船。運河水溢，官又開閘壩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為顧全運河水量，而強抑黃水南行，與淮合流。不惟河患頻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時合泗入灘，淮下游為河所奪者七百七十餘年。淮本無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錄雲，“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巨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後，巨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按：北方諸湖澤，因黃水倒灌，淤填平滿者甚多。河經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氾濫橫決，而數百里間水利盡為破壞，又不獨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挾帶多量泥沙之黃水，驟然灌注于黃河，激起黃河下游之潰決。又因下游潰決，淤泥停澱，使下游諸湖潭漸次填平，更無蓄水之用，如是而河決之患更烈。此皆互為因果，以造成中國史上愈後愈烈之河患。】
豫、魯、蘇、皖四省，天產民力，消耗犧牲于黃、灘、運三水之氾濫防禦方面者，不知凡幾。
若當時一面能改行海運，【元人海運，已十達六、七，若自淮口揚帆，不經月即至天律，更無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羅洪先、鄭曉等，殊不乏人。而屢議屢格，寧歲擲無量巨金於會通無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縱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盜賊，強逆其性，必挽之于東南，故河患終不能彌。】則河、淮皆可安瀾。而豫、魯、蘇、皖四省，凡河、淮潰瀾之區，皆複變為膏腴沃土。一面廣興京東、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貞明所計畫。】一面再能移民遼、沈，墾辟漸遠，北京正在陸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於江南，為此嗷嗷之態？【明馬文升已謂：“交納之費，過於所需。”至清代約計運米一石入倉，費銀至十八兩、二十兩乃至二十四兩者。而倉米出售，則一石一兩。（見鄭觀應停漕議。）如此漏卮，而不思為之計，真可歎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9:05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9:07 編輯
上引這段治水篇章，是因為內經多以江河渠海形容人身經絡，故欲找有助理解經絡之處。
試引精華如下：
「當夏、 秋霖潦之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倆流，則河流安得不盛？其勢既盛，則性愈悍急而難治。⋯⋯疏為溝滄，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濫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
溝渠之用，欲引納諸流，使河水不得泛，而居民又能得水成田。
「黃河水患，一因於河訊時期水量之突然盛漲，一由於水中挾帶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並不全在黃河之上源，而多為晉、陝、豫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國漢，唐全盛時長安、洛陽兩都會之沒落，其附近四圍一般經濟狀況之衰頹，與夫農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兩因之大原因也。」
河訊時期水量之突然盛漲，想起實習一少女，曾有腎炎而癒。後於運動課後大飲涼水，之後身體漸見浮腫不消，中醫謂風水相搏，在肺（多由於風邪侵襲，脾腎氣虛，肺氣失于肅降，通調水道的功能障礙，水氣不行所致。）西醫謂急性腎炎。納入腎科病房，治一月腫未全消。
從肇因來說，亦是水量盛漲，運動後肺氣已虛，不能制水，失於通調水道。
「或不幸值旱暵，又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濟、魯之間，一望赤地。于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
蓄水以待雨澤，想起奇經八脈如溝渠，亦是蓄水以備旱用。則年歲漸老，想必奇經八脈之氣衰甚於正經？
「北方諸湖澤，因黃水倒灌，淤填平滿者甚多。河經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氾濫橫決，而數百里間水利盡為破壞，又不獨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挾帶多量泥沙之黃水，驟然灌注于黃河，激起黃河下游之潰決。又因下游潰決，淤泥停澱，使下游諸湖潭漸次填平，更無蓄水之用，如是而河決之患更烈。此皆互為因果，以造成中國史上愈後愈烈之河患。」
此段黃河水之挾泥沙，而治水更見重要。
記得內經有篇章以諸河流比擬身中經脈，此理未明，俟候高明。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9:16
有篇章討論北方社會受外族及武政治之摧殘，少引幾段：
金人屯田兵有損害北方農寸之處，一因種姓之別，二因耕稼游牧生活習慣之異。
朝廷括民戶良田與之千夫長，百夫長，農呜失去田產，另受薄惡之田。而屯田兵得良田美產，卻不肯自己好好耕種。他們還只是喜歡出外畋獵。漸漸亦有習染中國文學風氣的。要之不習農事，乃至於鬻田畝、伐桑棗。中國的良好農民，則失廿一金一祖產，或淪為佃農，因此與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間感情日壞。
迨蒙古兵南來，漢人乘機報復，在河北之猛安、謀克戶，多見誅夷。
至於猛安謀克長期在北方，據甚大之田，納極輕之租（不到百一之稅），國家負擔盡壓在漢族農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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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亦苦，可謂不在其位，又撥地結怨，國家安排未妥當。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9:25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2 19:26 編輯
又有蒙古攻襲：
蒙古攻汴，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又遇大疫，五十日內，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諫而止。時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萬戶。蒙古之破夏，其民至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
⋯⋯
大抵北方狀態，先壞於安史以後，大毀於宋之南渡，及蒙古之滅金而摧殘益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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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所留意的，是「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諫而止」，則耶律楚材有大功。[size=15.008px]閱維基，曰汴京147萬生靈始得保全性命，及後諸州與蒙古攻陷漢城，不再拒命必殺，難見之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2 19:27
當楚材出生時，其父耶律履精通術數已屆六十歲高齡，耶律履以「吾六十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便引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為其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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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這「楚材」之名，也算是特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1:48
中國經濟文化，有自北下南之一面，良由北方受災久矣，而桑蠶之術也傳之南方而盛，等等皆有其因。
錢穆：「大體上可以說，北方是中國史上前方一個衝激之區，（因強寇大敵常在其外。）而南方則是中國史上的後方，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禍常烈於南方。安史亂後，中國國力日見南移，則北方受外禍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會日趨平等，貴族門弟以次消滅，其聰明優秀及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斷因避難南遷；留者平舖散漫，無組織，無領導，對於惡政治兵禍天災種種，無力抵抗；於是情況日壞。事久之後，亦淡焉忘之，若謂此等情形，自古已然。漢唐的黃金時代，因此不復在他們的心神中活躍的。」
此段一結。
又曰：「一民族與國家之復興，一面固常賴有新分子之參加，而同時必有需於舊分子之回蘇與復旺。北方為中國三代、漢、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輝煌的發源地。劉繼莊在清初，已力倡北方復興之理論。將來中國新的隆盛時期之來臨，北方復興，必為其重要之一幕。」
這算是歷史眼光，將來之事，有待驗證。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2:01
南方江浙水利興修章節一記。
「南方的發展，最顯著的在長江下游江浙一帶。
自三國乃至東晉、南朝時，江浙雖已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那時的財富主要還是靠商稅，米糧則賴荊襄接濟，人物則多半是外來的。唐中葉以後的南方，漸漸有他自己的生命，水利農業亦開始發展。
唐陸龜蒙耒耜經始言江南田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江南歷代水利，五代前僅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堤松江為路一事。蘇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
所謂江浙水利非自始即爾，乃由人事上不斷的精心努力所造成。
五代吳越建國，有專務治水的專官，名「都水營田使」。募卒四部，於太湖旁，號「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即鑒湖。立法甚備。當時有以治溝洫過勞叛變者。又撩兵千人，專於錢塘湖芟草浚泉。又營田卒數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定制墾荒田不加稅，故無曠土。米一石，價不過數十文。
有大規模的圩田以及河塘。
仁宗慶歷時，範仲淹守平江，上奏謂：「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十頃。中稔每畝得米二、三石，計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雲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於時錢五十文，糴米一石。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農政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者，比當時貴十倍。」
這是江南水利乃賴藉政治推動社會，充分改造天然環境供人利用之顯證。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來不斷注意和提倡。
仁宗時，有有名的至和塘之計劃和修築。
沈氏筆談：「至和塘自崑山縣達婁門，凡七十里，皆積水無陸途。久欲為長堤，澤國無處求土。嘉佑中，有人獻計，就水中以蘧篨（qú chú）為牆，栽兩行，相去二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藤中，候乾，以水車畎去兩牆間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腳，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按；邱與權至和塘記，作於至和二年，立石於嘉佑六年。詳吳郡志。
神宗時，又有有名的崑山人郟亶祥論蘇州水利。
謂：「環太湖之地，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尤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
古人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御湍悍之流，水亦因之而流耳。堤岸高者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水不能入於民田，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洩而水自湍流。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
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為一橫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堈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堈阜之地，雖大旱亦可車畎以溉，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洩耳。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堈門、堰門、鬥門以瀦畜之。雖大旱，牆阜之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堤防，治浦港。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錢氏有國，有「撩清指揮」之名。年祀綿遠，古法隳壞。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腳而廢其堤。或因宮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淹沒。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其高田之廢，由民不相率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海者潮不應，沿江者因水田堤防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堈門，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於是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
他說古人冶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有塘，亶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
此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全皆人力所為。亶雲：「自來議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治水末也。蘇州水田，東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為田，上偷下安，恬不為怪。」
三吳水利，做了宋以來中國一千餘年經濟文化之重要營養線。宋以前一千餘年中國經濟文化之營養線，則在北方。可見北方在當時。亦應有過同樣類似的人力之經營。
試以周禮所記古代井田溝洫之制，與郟亶所言比看，再實際看近代江浙水脈與研考見於水經注之中國古代北方河流，自可想象其梗概。
當時三吳農事，不僅努力於水利之興修，又注意到種子之選擇。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佔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其稻比中國穗長而無芒，粒差小。其種早，正與江南梅雨相當，可以及時畢樹藝之功。其熟早，與深秋霜燥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苦。其種地不必腴而獲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地。真宗此事，想必有獻議者，其人必南人也。
南方水田之美，既漸漸受人注意，同時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漸漸增高；於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舉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大力者，亦在此盛事殖產。開置大批水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2:19
一記
二、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南北朝、隋、唐的學者，大體分成兩路。
一是入世講究家庭、社會種種禮法，以及國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業與保門第，一而二，二而一，異流同匯。
一是信從佛教講出世，或從道家講長生。藝術、詩文則兩路均通。
這兩條路的後面，均帶有一種狹義性的貴族氣味。寺廟僧侶，仰賴社會供養，自成一特殊階級。雖非貴族，氣味與貴族一般。
所謂「狹義性的貴族氣味」，即謂其與一般社會可以分離，超然獨立。
宋後的學者絕不是那樣。他們早非門第貴族。他們既不講出世，亦不在狹義的門第觀念上面來講功業、禮教。他們要找出一個比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則，來應用於宇宙、人生、國家、社會、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這一個原則，他們稱之曰「道」，故有「道學」、「道統」之名。或稱「理」。故又有「理學」之名。理亦稱「天理」，「天理」的對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則在公、私之間。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稱，則為「義、利」。利公亦是義，義而私只是利。
這一個公私、義利之辨，從外面客觀來講，即是「道理」。從各個人的內省審察，則為「心術」。張南軒雲：「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
他們用此來批駁宗教，說佛老所講出世長生無非從自私起見。當貴族特權盛行的社會里，一個平民要想慕效貴族的生活，即避免過分的勞作及卑污的繇役，而滿足其智識上之追尋或藝術上之欣賞等，有一個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廟做僧道。
他們又用此來批駁政治，說自漢、唐以來所謂君相事業，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謂霸道與王道之別，還只在心術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則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應該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責任。要言之，並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門第或地位，而在為社會民眾盡其責任。
如是則「師道」還應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經筵始主坐講，司馬光等不謂然。蓋司馬光主尊君，王安石則主尊道。故王安石講王霸之辨，而司馬光不謂然。後程伊川在經筵亦主坐講，謂：「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而蘇軾諸人亦非之。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2:46
此書對我最大之啟發，亦在宋儒的兩種表現。其一，是范仲淹、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宋儒明白到要改革現實，更重要的工夫應先從教育上下手。
范王二人政治重於教育，而二程橫渠以來，則教育重過政治，走上講學的路。
為什麼要這樣？這是歸納范王變法失敗所遇到的阻力與困難，從而看到，相比起論治道，首要任務在啟迪人心，開尊德樂道之誠。
在我看來，即是比起革新政治，不如先選擇講學，疏通心性。
若以蘇湖講學的教法分類，有經義和治事兩項，治事包括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都是治理國家的要務，而經義則是講明六經。
為什麼疏通心性重於治事？因為要先使社會人心轉向，種一誠心種子，欲改變時艱，先從改易風俗入手，則人心漸善，而希冀以此聚善類，蓄勢。用呂東萊的話，即是「善類既多，氣燄必大，薰蒸上騰，亦自有轉移之理。」
范仲淹有相才，卻為朝風所傾墮，即是社會上形勢未可行，雖有銳氣，轉亦不得久持，下不承上，亦無朋比。可謂時勢未及。
在此不仿欣賞朱子的說話：「又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之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朱子所言，正是潛伺磨練的方法，這種方法，也算是從根本上認識到先後緩急之序。
錢穆謂：「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寧可犧牲機緣，決不肯降低理論。所以他們對於在野的傳播學術，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興味還要濃厚，並不是他們無心於政治之革新。」
所謂犧牲機緣，或許從整體形勢來看，還是時機未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3:22
其二，是程明道、朱子和陸象山教學路數的不同。
謝上蔡往程明道處求學，遭冷漠了一個月，風雪下飯不溫，畫無炭，待謝豁然有省，然後明道與之語。錢氏按曰：「（謝）上蔡習舉業已知名，程、謝初見，非此不足以驗其誠，亦非此不足以發其趣。此等關係，自與學校師生有別。」
想起朱丹溪欲拜羅知悌為師，結果門外待了三個月，才得獲接見傳授。
想來古人之求學問與現代相差異也。而程明道，亦善察人心之細處。此點又可見於陸象山。
象山教法，在於因人設教，直指本心。是私人講學之至。
「象山始至行都，從游者甚眾，象山能一一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為人者。陸學教人精神在此。」
象山與從游的人談話，居然能言中其隱情，使人不甘汗下。對於沒什麼交情認識的人，只要聽了其人的概說，就能知道其為人如何。這是一葉知秋，與一葉障目相差之線何大。
朱子選定幾部最重要的書本，為此數書下明白確切的訓注，錢氏稱為訓注派，使人有軌迹可尋，有自淺入深的門徑與規模。象山較像語錄派，主要在活的指點，讓人各自有所想，各自參悟，無一定套路。
象山的路子，無定本可說，有人辭去，欲歸象山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莫知所從。即是無法掌握象山其時的脈絡的進退思路，無法重演當時一剎那的觸動人心。
與學校講學相比，這算私人講學，錢穆形容為流動的短時間謁請，學風上掃盡枝葉，獨尋根本。缺點在若沒有學校制度推行，學者未有基礎，直接從事此種最高理論之參究，雖有人格之活潑薰陶，而學術途徑，終不免要流於空虛放蕩。所以程門弟子多陷入禪學。
說起來，愚也算有陷入此一派之情態，對於名言句子有說不出的觸動，喜歡高深的理論思考。但實際上，確亦有因基礎不穩，而易於陷落，可謂易升，亦易降矣。而當今看來，能讀四書，已屬難得，且古代治道與現代相差甚遠，平人也不見得有那麼多時間與能力去鑽研古代治學之精粹如何透入新學，而競競於西方不同的理論。亦不是說凡西來者皆有害，只是論潛伺，論反心，論精神專一，論涵養洞見是非得失之心，似乎不多見。即是讀朱子語，愚內心也有一種平靜情態，其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之說非虛。
至於宋學之近禪處，乃其講學風格影響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竟，雖說其弊在未有博參經學等書，其善處亦在能暫且拂去其他學養差異，而以各人的日常生活為基，尋出各人其能參悟之機緣。既然現代人之學問與古學甚異，若能活用這種方法，則雖未讀古書者，亦能觸動人心，總於人心有益，能提拔之，即承傳古學之精粹。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3:25
「龜山、延平相傳有「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門見人靜坐，便謂是好學。象山實近此路。」
沒想過儒家是如此看靜坐涵養的功夫。
「而朱子討論講說不倦，轉異二程之高簡矣。」
或許各人之喜樂處稍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3:32
後來又有「篤實易簡」一途，明儒吳康齋在鄉下躬耕食力，與諸生並耕說學，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早上天亮，吳先生在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為嬾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
一日刈禾（割禾），鐮刀傷到手指，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割草如初。
又嘗嘆箋注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
錢按：在如此生活環境中，講學者無有不討厭箋注支離而走上實際經驗之一途，即所謂的篤實易簡者是也。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3:37
本帖最後由 任人 於 2022-2-3 14:55 編輯
茲將宋、明學者講學變遷，列一簡表如次：
一、私人寺廟讀書。如範仲淹、胡瑗等。
二、書院。此系私人學塾性質，如孫復泰山書院、周行己浮沚書院等。
三、州學。此系由私人設教漸變為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性質，如應天書院等是。
四、太學。此由地方學規制上推至國學，如胡瑗之主教太學是。
以上自私人書院至太學為一線，屬學校之進展。惟政治不上軌道，此線之進展即告終止。
五、私人講學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講學為學校之變相，與前一系統不同。
六、私人講學之第二期：如朱、陸。兩期之不同處，主要在同時所集門徒之多少，而影響及於其他。
七、私人講學之第三期：如陽明弟子之講會。此期講學與前期不同處，在完全脫離學校氣味，變成純粹之社會公開講演與集會研究性質。
以上私人講學之三期為另一線，屬學會之進展。因社會學風，逐步擴大，逐步普遍，而此線之進展，亦逐步膨脹。
要之宋、明兩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慶歷、熙寧一段，及明洪武、永樂一段外。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而社會上則學術空氣繼長增高，教育之要求亦與日俱進。
宋、明儒講學，實從此環境中產生。
港今觀之，儒學應屬私人講學，公開講演，集會研究，也有書院。但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只能在野默運。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5:09
以此段括宋儒所在環境，思想根源，行動目的。
要之宋、明兩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慶歷、熙寧一段，及明洪武、永樂一段外。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而社會上則學術空氣繼長增高，教育之要求亦與日俱進。
宋、明儒講學，實從此環境中產生。
與宋、明儒較近者，惟先秦諸子。惟先秦諸子，大率先受政府國君。或貴族卿大夫、諸公子。之豢養，而附隨沾潤及其門人子弟。此為當時社會情勢所限。宋、明講學，則純系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縱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陸、陽明，皆以在職之身連帶講學。然其講學則純系私人交際，與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較傾向於上行性，即政治活動；而宋、明儒則比較傾向於下行性，即社會活動。兩漢儒生除太學、郡縣學校外，亦多私門授徒，有一師擁數十、數百生徒者；然所講限於五經，以訓詁考據闡述經義為主，與先秦、宋、明講學以各人之思想學術為主者大不同。
他們熱心講學的目的，固在開發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終目的，則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開發民智、陶育人才為第一步，改進政治為第二步，創造理想為第三步。
宋、明儒理論上的世界，是「萬物與我一體」。張橫渠之西銘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傳之一種全體觀念也。
所由認取此萬物一體者，在我謂之「性」，或稱「仁」。在外謂之「理」。或稱「天」。
程明道之識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窮理」之口號，即由此生。
認識此理後應有之活動或工作，則為大學一書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條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則如朱子所雲：「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學章句序。所謂「古昔」，即他們之理想境界也。此後王陽明拔本塞源之論，更暢發此意，見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末一節。他們可說是一種「秀才教」。可說是範仲淹諸人以來流行於一輩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間的宗教。
凡內在有一種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種綿歷不斷的教育，而又有一種極誠摯、極懇切之精神，自發自動以從事於此者，自廣義言之，皆可目之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體以大群全體為歸宿，可謂一種「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復活與翻新。彼輩與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謂「天」。而先秦儒講仁義，似嫌偏於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後，陰陽家則還取道家之自然觀，以補儒學之不足，遂以陰陽五行求天道，而頗涉於怪迂。宋儒以「理」字釋「天」，亦頗採酌道家、陰陽家之長，以彌縫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為先秦儒所言心性補充了許多存養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屢言心性，並注意及於心性之存養，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於此方面，提出「敬」、「靜」等字，頗採酌道家、佛家之長。
在畸輕畸重之間，遂有程朱「性即理」與陸王「心即理」之分別。亦即在畸輕畸重之間，而有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人之糾駁。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學目宋、明儒，則猶未能通觀宋、明儒之大體也。論宋、明學淵源，當著眼範仲淹、胡瑗，則得其真相矣。
他們對自身同有一種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一種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對他人則同時有一種開明的理性來傳播他們的信仰，而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
不幸當時社會智識界之擴大，比他們那一種宗教或教育。之進展還要快得多。即是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數量上超過甚遠。因此他們對於時代徒抱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常是悲觀，或持反對的態度。結果政府為一輩官僚所盤踞。亦常敵視他們，屢興黨獄。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5:23
宋、明以下之社會，與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於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
若讀書人不管社會事，專務應科舉、做官、謀身家富貴，則政治社會事業，勢必日趨腐敗。其所以猶能支撐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賴此輩講學之人來做一個中堅。宋、明理學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團，上面影響政治，下面注意農村社會，而成為自宋以下一千年來中國歷史一種安定與指導之力量。晚清以來，西化東漸，自然科學之發展，新的工商業與新的都市突飛猛進，亟待有再度興起的新的士階層之領導與主持，此則為開出此下中國新曆史的主要契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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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可覽小康之局由來，與中堅之重要，謂政治社會事業新陳代謝，升清降濁之一環。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5:23
在主持社會事業中，朱子有社倉一事。此始於西漢「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穀貴則倉減價出米，穀賤則倉增價入米。朱子推社倉，使其自州縣而置於鄉村，近民之急。一記。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5:55
明末軍備漸衰，熊廷弼談遼東軍時言及，募兵出問題，有朝投此營，暮投彼營，則月糧相出，點名有人，派役卻人數忽去其半。又有無事拿錢，聞警示則逃去其半。即有擾兵，也是弱軍羸馬，朽甲鈍戈。騎兵之事亦不善，馬匹本身既多瘦損，又有軍士殺馬才充當步兵，以免出戰。畢竟騎兵機動性強，出動遇禍的機率也較高。
論崇煥之死，本來是增援都城，結果都人忽遭兵禍，怨氣四起，竟謗崇煥縱容敵軍。又有滿洲反間計，傳聞與崇煥有密約，縱放聽聞此事的宦官回到都城，結果明思宗囚之。
在崇煥在囚之期，滿桂拜為武經略，皇太極來犯，本欲守城，謂援寡未可戰，最後卻受壓力，不得不揮涕帶五千兵出城一戰，俱沒於安定門外。軍人之慘，亦不過此。
「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將勇，忠魂依舊守遼東。」——袁崇煥刑前遺言
以此慘烈視之，則今人之生活確猶幸矣。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6:08
清自努爾哈赤至皇太極，以一小部落兩代近三十年，遽得入關破北京，蓋有數因：
一、明萬曆中年以下，政治極端腐敗。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又復輕敵。
三、其後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邊事有餘，乃明廷或誅或罷，既不顧惜，又無定策。明廷相傳家法，對誅戮臣僚，曾不重視。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壞乾城。又崇禎朝十七年中，閣臣至四、五十易，而猶自雲：「朕非亡國之君。」蓋徒知責下，不知反躬。明諸帝一脈相傳如此。
四、因盈廷紛議誤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見黜上疏：「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qiǎo）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責戰矣。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fú）然怒哉。」
天啓二年與王化貞爭事上疏：「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gòu）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臣、外借撫道以相困？」又云：「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今無望矣。」
崇禎元年袁入對，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言：「恢復之計，不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馭邊臣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為邊臣甚難。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又其時對流寇常以議撫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於廷議，不得言和，遂致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賊，尚可救。
五、漢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挾軍隊俱降。洪承疇、吳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掃數十萬人外附，吳三桂寧遠兵號五十萬。中國何以復守？甚後如劉良佐、高傑等軍隊，陸續降者尚數十、百萬人。
六、流寇之內潰。臟腑既爛，四肢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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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熊廷弼之疏見議論亂軍政之事，確為「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所述意見不獲接納，即怫然憤怒，又誠為小人之為。
袁崇煥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見戰事在前，廷事在後，苟眾口不調，則掣肘與意見紛飛，足以拖後足，何以發力？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6:17
清廷又划山海關以外稱東三省，其政制不與內地同。
按：遼河東、西岸，其地久為中國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衛滿之獨立，以至三國時公孫度之稱帝，其合則為中國之郡縣，其分亦中國人之事業。滿洲起於吉林長白山外，遼河兩岸皆逐步取之於明。及入關以後，惟恐中國不能久踞，故特以關外為其禁地，備作退步。稱奉、吉、黑為東三省，悉以將軍、都統治之，不許漢人出關。往來過山海關，必憑文票。奉天地方，非貿易營運人不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濫入籍。吉林則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墾。
不惟吉、黑兩省不能開發，而遼寧一省因與中國隔絕，其地文化亦有退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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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東北文化之落後，實由清人以私意閉塞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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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入關，有文字獄，高壓政策，不許士人言論、結社、出版等事。見又有東三省閉塞之事，小記之。
作者: 任人 時間: 2022-2-3 18:42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為此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為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為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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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較為注意的，是民族文化正統如何承傳，若拒絕與政權合作，經濟收入便驅使他們入巿經商，或退身於寺廟，另外尚有行醫、務農、隱居、處館（在私塾中教書）、游幕（作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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