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史大綱

任人

明末一般社會風氣之墮落，學者之空虛欺詐，名士之放涎風流，經歷亡國之慘禍而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格。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余。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後世之敬慕。北宋諸儒無其剛毅，東漢諸儒無其博實。實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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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師生如孫夏峰之於湯潛庵，朋友如呂晚村之於陸稼書，親戚如顧亭林之於徐乾學兄弟，此等舉不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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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刻苦、毅力、堅貞，則此輩值得留意。錢氏謂「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余。」誠然。

任人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贊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制。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於天文歷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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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記康熙之好學，亦有努力勤奮之帝王。

至於順境中驕縱，平人亦易。

任人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清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瞭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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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清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鉗製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燄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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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大概的進路是，清朝學術漸漸往「學術活動」上發展，而偏離士大夫精神，與政治不相干，久久連官場吏治風氣也腐敗起來。領袖如果沒有了這種奮進為民的精神，餘下的就是孟子所謂的小體，名利之欲，人會變得自私起來，而這種變化恐怕是整個社會，整個階層的。

任人

清朝宗教起義，多鼓動農民起事，其中一個可怕手段在斷人後路，燒其房屋，領其離響百里而不知路向，加上後有追兵，這些農民除了繼續盲目跟隨領路人，恐怕沒其他選擇了。

李秀成《供狀》雲：「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裡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是農民決意叛變從事革命之真供狀。

任人

廣東有三合會，流行於南洋、珠江流域一帶。洪王（洪秀全）告人，謂：「三合會之目的，在反清復明。其會組織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謂適當。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復明未見其是。吾既恢復舊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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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只是一提，三合會的歷史看來比想像中悠遠古樸。

任人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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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也不允許私人財產。

任人

洪、楊的耶教宣傳，並非真耶教。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洪、楊的騷擾政策，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曾國藩的湘軍即由此而起。
曾國藩世世業農，以在籍母喪侍郎幫辦團練。自咸豐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師湖北。有《討賊檄》，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納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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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

以今日目之，名教之大變更為盛極也。

任人

此數年間，清廷雖知曾國藩才力可依，然並不曾想以削平洪、楊事業全付湘軍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閩。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蘇。若使曾國藩遵從清廷意旨，必致一事無成，全局失敗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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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打仗聽從朝廷的指令，看來是難成大事。

任人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大用。

曾、胡皆以文慶主持於內，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委曲交歡於湖廣總督官文，始克盡其為湘軍後方之職責。咸豐遺詔：「無論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國藩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皆為一等伯。南京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十月即命曾國藩離守剿捻。此後曾即往返於兩江、直隸兩督任，未得為中央官。清廷曾諭國藩保薦督、撫大員，國藩引嫌，謂：「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洪、楊平，即亟亟謀遣散湘軍，以淮軍自代。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

二則因胡既早卒，曾、左諸人皆馳驅軍旅，效命疆場，未得為中央大吏，於朝政少可獻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雲雲。知曾氏並非專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對當時朝政極抱不滿，然方其在翰院為部臣時，尚敢稍為論列。其後出外操握軍權，因種種牽掣顧慮，對朝政即嘿不發言，一意以平亂為主。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平捻之任，交付與李鴻章。如江南製造局、譯學館及派遣留學生等，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於朝政綱領，更無獻替。其幕府賓僚，亦極少為清廷重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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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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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急流勇退，保存自身，但吏治病源也只能持續不已，直至錢氏所云已成絕症。

任人

最後簡論清末變法之失敗原由。

其一是滿洲君臣不會喜歡變法自削地位。
其二是政府官員腐化，人才欠缺，而有一批損貲之輩，這些人不知道變法圖強為何事，更首先會留意到變法妨礙他們的地位與前途。他們既不會協助襄成此事，又會在後方掣肘。這種政治積習與氛圍中，少量的真知灼見聲音是浮不上政治上層。

最後只能外患日緊，即使廢科舉興學校也要數十年時間收效，而內政腐敗，人心就不再能按捺，然興起對會部政治徹底改革的要求。（此㲃人心不能按捺，是一個關要）

至於戊戌變法，主事皇帝無實權，康有為僅為督辦上海官報，也是欠缺政治名義和實力。
康氏上皇帝書謂：「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而錢氏評速變、全變，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荊公在熙寧時，尚不能速變、全變，清德宗之強毅有力遠不如宋神宗，康有為之位望資歷遠不如王荊公，如何能速變、全變？⋯⋯大抵當時變法，牽一髮，動全身。苟求全變，勢不能速。若使有統籌全局之君、相，慎思密慮，徐以圖之，庶乎有濟。而清室諸帝，自咸豐以下皆非其人。

至於辛亥革命，則從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斷絕，不得不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即日本明治維新所取之路徑）；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