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段括宋儒所在環境,思想根源,行動目的。
要之宋、明兩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慶歷、熙寧一段,及明洪武、永樂一段外。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而社會上則學術空氣繼長增高,教育之要求亦與日俱進。 宋、明儒講學,實從此環境中產生。 與宋、明儒較近者,惟先秦諸子。惟先秦諸子,大率先受政府國君。或貴族卿大夫、諸公子。之豢養,而附隨沾潤及其門人子弟。此為當時社會情勢所限。宋、明講學,則純系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縱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陸、陽明,皆以在職之身連帶講學。然其講學則純系私人交際,與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較傾向於上行性,即政治活動;而宋、明儒則比較傾向於下行性,即社會活動。兩漢儒生除太學、郡縣學校外,亦多私門授徒,有一師擁數十、數百生徒者;然所講限於五經,以訓詁考據闡述經義為主,與先秦、宋、明講學以各人之思想學術為主者大不同。 他們熱心講學的目的,固在開發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終目的,則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開發民智、陶育人才為第一步,改進政治為第二步,創造理想為第三步。
宋、明儒理論上的世界,是「萬物與我一體」。張橫渠之西銘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傳之一種全體觀念也。 所由認取此萬物一體者,在我謂之「性」,或稱「仁」。在外謂之「理」。或稱「天」。 程明道之識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窮理」之口號,即由此生。 認識此理後應有之活動或工作,則為大學一書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條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則如朱子所雲:「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學章句序。所謂「古昔」,即他們之理想境界也。此後王陽明拔本塞源之論,更暢發此意,見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末一節。他們可說是一種「秀才教」。可說是範仲淹諸人以來流行於一輩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間的宗教。 凡內在有一種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種綿歷不斷的教育,而又有一種極誠摯、極懇切之精神,自發自動以從事於此者,自廣義言之,皆可目之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體以大群全體為歸宿,可謂一種「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復活與翻新。彼輩與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謂「天」。而先秦儒講仁義,似嫌偏於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後,陰陽家則還取道家之自然觀,以補儒學之不足,遂以陰陽五行求天道,而頗涉於怪迂。宋儒以「理」字釋「天」,亦頗採酌道家、陰陽家之長,以彌縫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為先秦儒所言心性補充了許多存養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屢言心性,並注意及於心性之存養,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於此方面,提出「敬」、「靜」等字,頗採酌道家、佛家之長。 在畸輕畸重之間,遂有程朱「性即理」與陸王「心即理」之分別。亦即在畸輕畸重之間,而有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人之糾駁。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學目宋、明儒,則猶未能通觀宋、明儒之大體也。論宋、明學淵源,當著眼範仲淹、胡瑗,則得其真相矣。 他們對自身同有一種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一種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對他人則同時有一種開明的理性來傳播他們的信仰,而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 不幸當時社會智識界之擴大,比他們那一種宗教或教育。之進展還要快得多。即是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數量上超過甚遠。因此他們對於時代徒抱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常是悲觀,或持反對的態度。結果政府為一輩官僚所盤踞。亦常敵視他們,屢興黨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