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史大綱

任人

姑且算是舊社會的一環。

任人

浩然正氣。

任人

宋哲宗折枝，伊川勤勿伐生氣，而哲宗棄枝而走，溫公厭之。

或許可參考陽明所說：「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亦如朋友說，對不同人用不同方法，要婉曲以勤，未可「發其愧恥憤恨之心」。

聽友人說，戰國策有個故事，國君打勝仗後，與臣子開心飲宴，席中問可喜，有一位老臣出來說，論國力我們勝於某國？論財富我們勝於某國？幾個比較，原來也沒太多值得慶祝？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直面之告。齊威王廣求諫言是少有，另人敬佩其胸襟。

任人

見人引述《近思錄‧卷十》：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醫亦如是，宜見各派之長處。不過治法用藥，若有差誤，真的會傷人性命，又不得不論其短。

任人

任人 發表於 2022-2-5 23:47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 ...

「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

有了行醫經驗再看這句，問我能否分辨中醫之絕症？

任人

任人 發表於 2022-2-3 12:46
此書對我最大之啟發，亦在宋儒的兩種表現。其一，是范仲淹、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宋儒明白到要改革現實，更重 ...

「范王二人政治重於教育，而二程橫渠以來，則教育重過政治，走上講學的路。
為什麼要這樣？這是歸納范王變法失敗所遇到的阻力與困難，從而看到，相比起論治道，首要任務在啟迪人心，開尊德樂道之誠。
在我看來，即是比起革新政治，不如先選擇講學，疏通心性。
若以蘇湖講學的教法分類，有經義和治事兩項，治事包括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都是治理國家的要務，而經義則是講明六經。
為什麼疏通心性重於治事？因為要先使社會人心轉向，種一誠心種子，欲改變時艱，先從改易風俗入手，則人心漸善，而希冀以此聚善類，蓄勢。用呂東萊的話，即是「善類既多，氣燄必大，薰蒸上騰，亦自有轉移之理。」

對於香港，甚至整個中國的格局，中醫學的格局，我的想法是：
1. 中國上下千年累積的文明，必有其陽氣，當有此陽氣升發之時。
2. 此陽氣自心而發，所以比起其他外在的條件，更着重首要疏通心性。
3. 由此復卦陽氣遞增，自下而上，自內而外，自知致行，陽氣日蒸，陰漸消退。
4. 我對於這股至大至剛的陽氣的信任，接近於神秘樂觀。

任人

錢穆有一句一直不懂，他說經義衰落，則方術興起。

之前不明白，現在想通了，看看新年伊始，我們電視台最喜歡談的是什麼？如何為自己招來好運。

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又說「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如果行為不仁，想着要擺個陣法，上個頭炷香，就能祈求一年好運。即使招來了運氣，恐怕也留不住。
即使為一國之首，祭祀之禮能至厚，周公尚且告誡成王「不可以不敬德」，以免失去天命。這是因為留住運氣的必要條件不足祭祀，不是獻禮，不是陣法，而是仁心。
禮之本如是，更況乎術。

經義隱，方術興，這是一個陰陽消息，歷史潮流的徵兆。

任人

最後簡論清末變法之失敗原由。

其一是滿洲君臣不會喜歡變法自削地位。
其二是政府官員腐化，人才欠缺，而有一批損貲之輩，這些人不知道變法圖強為何事，更首先會留意到變法妨礙他們的地位與前途。他們既不會協助襄成此事，又會在後方掣肘。這種政治積習與氛圍中，少量的真知灼見聲音是浮不上政治上層。

最後只能外患日緊，即使廢科舉興學校也要數十年時間收效，而內政腐敗，人心就不再能按捺，然興起對會部政治徹底改革的要求。（此㲃人心不能按捺，是一個關要）

至於戊戌變法，主事皇帝無實權，康有為僅為督辦上海官報，也是欠缺政治名義和實力。
康氏上皇帝書謂：「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而錢氏評速變、全變，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荊公在熙寧時，尚不能速變、全變，清德宗之強毅有力遠不如宋神宗，康有為之位望資歷遠不如王荊公，如何能速變、全變？⋯⋯大抵當時變法，牽一髮，動全身。苟求全變，勢不能速。若使有統籌全局之君、相，慎思密慮，徐以圖之，庶乎有濟。而清室諸帝，自咸豐以下皆非其人。

至於辛亥革命，則從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斷絕，不得不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即日本明治維新所取之路徑）；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

任人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大用。

曾、胡皆以文慶主持於內，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為湖北巡撫，委曲交歡於湖廣總督官文，始克盡其為湘軍後方之職責。咸豐遺詔：「無論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國藩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皆為一等伯。南京於同治三年六月克復，十月即命曾國藩離守剿捻。此後曾即往返於兩江、直隸兩督任，未得為中央官。清廷曾諭國藩保薦督、撫大員，國藩引嫌，謂：「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洪、楊平，即亟亟謀遣散湘軍，以淮軍自代。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

二則因胡既早卒，曾、左諸人皆馳驅軍旅，效命疆場，未得為中央大吏，於朝政少可獻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雲雲。知曾氏並非專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對當時朝政極抱不滿，然方其在翰院為部臣時，尚敢稍為論列。其後出外操握軍權，因種種牽掣顧慮，對朝政即嘿不發言，一意以平亂為主。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平捻之任，交付與李鴻章。如江南製造局、譯學館及派遣留學生等，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於朝政綱領，更無獻替。其幕府賓僚，亦極少為清廷重用者。

⋯⋯

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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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急流勇退，保存自身，但吏治病源也只能持續不已，直至錢氏所云已成絕症。

任人

此數年間，清廷雖知曾國藩才力可依，然並不曾想以削平洪、楊事業全付湘軍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閩。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蘇。若使曾國藩遵從清廷意旨，必致一事無成，全局失敗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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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打仗聽從朝廷的指令，看來是難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