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史大綱

任人

洪、楊的耶教宣傳，並非真耶教。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洪、楊的騷擾政策，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曾國藩的湘軍即由此而起。
曾國藩世世業農，以在籍母喪侍郎幫辦團練。自咸豐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師湖北。有《討賊檄》，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納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柳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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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大變。凡讀書識字者，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

以今日目之，名教之大變更為盛極也。

任人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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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也不允許私人財產。

任人

廣東有三合會，流行於南洋、珠江流域一帶。洪王（洪秀全）告人，謂：「三合會之目的，在反清復明。其會組織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謂適當。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復明未見其是。吾既恢復舊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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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只是一提，三合會的歷史看來比想像中悠遠古樸。

任人

清朝宗教起義，多鼓動農民起事，其中一個可怕手段在斷人後路，燒其房屋，領其離響百里而不知路向，加上後有追兵，這些農民除了繼續盲目跟隨領路人，恐怕沒其他選擇了。

李秀成《供狀》雲：「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裡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是農民決意叛變從事革命之真供狀。

任人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清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瞭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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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清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鉗製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燄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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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大概的進路是，清朝學術漸漸往「學術活動」上發展，而偏離士大夫精神，與政治不相干，久久連官場吏治風氣也腐敗起來。領袖如果沒有了這種奮進為民的精神，餘下的就是孟子所謂的小體，名利之欲，人會變得自私起來，而這種變化恐怕是整個社會，整個階層的。

任人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贊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制。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於天文歷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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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記康熙之好學，亦有努力勤奮之帝王。

至於順境中驕縱，平人亦易。

任人

明末一般社會風氣之墮落，學者之空虛欺詐，名士之放涎風流，經歷亡國之慘禍而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格。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余。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後世之敬慕。北宋諸儒無其剛毅，東漢諸儒無其博實。實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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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師生如孫夏峰之於湯潛庵，朋友如呂晚村之於陸稼書，親戚如顧亭林之於徐乾學兄弟，此等舉不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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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刻苦、毅力、堅貞，則此輩值得留意。錢氏謂「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余。」誠然。

任人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為此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為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為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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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較為注意的，是民族文化正統如何承傳，若拒絕與政權合作，經濟收入便驅使他們入巿經商，或退身於寺廟，另外尚有行醫、務農、隱居、處館（在私塾中教書）、游幕（作幕僚）。

任人

清廷又划山海關以外稱東三省，其政制不與內地同。

按：遼河東、西岸，其地久為中國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衛滿之獨立，以至三國時公孫度之稱帝，其合則為中國之郡縣，其分亦中國人之事業。滿洲起於吉林長白山外，遼河兩岸皆逐步取之於明。及入關以後，惟恐中國不能久踞，故特以關外為其禁地，備作退步。稱奉、吉、黑為東三省，悉以將軍、都統治之，不許漢人出關。往來過山海關，必憑文票。奉天地方，非貿易營運人不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濫入籍。吉林則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墾。

不惟吉、黑兩省不能開發，而遼寧一省因與中國隔絕，其地文化亦有退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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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東北文化之落後，實由清人以私意閉塞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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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入關，有文字獄，高壓政策，不許士人言論、結社、出版等事。見又有東三省閉塞之事，小記之。

任人

清自努爾哈赤至皇太極，以一小部落兩代近三十年，遽得入關破北京，蓋有數因：

一、明萬曆中年以下，政治極端腐敗。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又復輕敵。

三、其後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邊事有餘，乃明廷或誅或罷，既不顧惜，又無定策。明廷相傳家法，對誅戮臣僚，曾不重視。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壞乾城。又崇禎朝十七年中，閣臣至四、五十易，而猶自雲：「朕非亡國之君。」蓋徒知責下，不知反躬。明諸帝一脈相傳如此。

四、因盈廷紛議誤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見黜上疏：「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qiǎo）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責戰矣。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fú）然怒哉。」

天啓二年與王化貞爭事上疏：「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gòu）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臣、外借撫道以相困？」又云：「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今無望矣。」

崇禎元年袁入對，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言：「恢復之計，不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馭邊臣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為邊臣甚難。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又其時對流寇常以議撫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於廷議，不得言和，遂致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賊，尚可救。

五、漢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挾軍隊俱降。洪承疇、吳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掃數十萬人外附，吳三桂寧遠兵號五十萬。中國何以復守？甚後如劉良佐、高傑等軍隊，陸續降者尚數十、百萬人。

六、流寇之內潰。臟腑既爛，四肢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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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熊廷弼之疏見議論亂軍政之事，確為「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所述意見不獲接納，即怫然憤怒，又誠為小人之為。

袁崇煥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見戰事在前，廷事在後，苟眾口不調，則掣肘與意見紛飛，足以拖後足，何以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