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史大綱

任人

北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於是人主賜以俸祿、尊以軒冕而不以為惠，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後世衰微，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君之命官，親則授之，愛則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沒，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溈。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 」

「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 」
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此尊之大義。

「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
此莊子之不欲任事捨己而隱遁者。

「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
「降心受命」，此自道家獨身而轉儒之出世也，甘願自降其心，自屈本性，而行世間治亂之事。猶自化一己自然之性，以起治理之人為造作。

「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 」
難哉。淳素之風幾可復返，難哉。

任人

官號詔云：「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紂南面，雖高可薄；姬旦為下，雖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華門可以垂範。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此等語殆是崔宏筆。

道德經云：「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斯乾九五之飛龍在天，猶有初九潛龍勿用之時。

「桀紂南面，雖高可薄」
此清濁混淆，陰陽反作也。

任人

「天道遠，人道邇」
鄭子產語，確是。其旨悠遠。

「人而不仁，如禮何？」
祭祀再多，無補其不仁。

任人

錢氏謂，後代中國祭孔，亦以大群的、公的敬禮事之。如關公等神祠，則與觀音等同為各個人的私祈求所歸向，論中國宗教思想，必分辨此兩種之不同。

古代人民信仰尊敬上帝之存在，而禮拜上帝之儀節由天子執行。

任人

錢氏謂「道家則對於鬼神上帝，為激烈的破壞」，此論以儒墨皆有本於天的道德理論教化人民，統於聖君之下推行聖賢政治。而莊老則主以無治，「小國寡民」，「不教」。

任人

古陰陽家的資料不多，記述一點。

「陰陽與五行，並非兩派，此派以陰陽五行說明宇宙萬物，已為採用道家莊老言自然萬物的說法。」
史記孟荀列傳詳載鄒衍學說。其推而廣之以言地理，又推而遠之以言歷史，皆與莊子齊物、秋水路徑相似。以一氣分陰陽，其論採於道家；五行則由當時新發現天空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按：周禮已有四時五味之起，不必必歸於五行星）

「惟其主要精神，則仍本於儒家。」
即偏重於政治的興味而言仁義是也。

「其學說大約可分為兩部分。一見於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時則訓及禮記月令，」
此主五行相生說，如春為木，夏為火，木生火是也。

「大抵主王者行政，須隨時節為轉移」
故曰時則，又曰月令。今俗稱時令、節令，此令字即王者之號令，所謂政令是也。政令當與時節相應，即為天人相應之一主要義。
（按：此說妥矣，實古代科技未興，農耕人民生活之事，皆隨時節而移，可謂四季之參與人生其甚，而人民無不望天候時，王者亦須順應，而非現今之以科技改造，堅持貫徹一己念想。而現今不獨四季，生活之事與四季相涉漸減，亦漸不重視，謂與己無關，可能直至發濕疹流涕之病，才覺然轉天氣與疾病加重相關。惟其所治，亦必尋於藥物，而不曾思其起居飲食之有否法則天地四時）

「此種學說，似頗源於孟子，所謂『勿奪民時』也」
古者以大會獵教戰，必於農隙，因之此派主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築城、浚㸞及修墳墓等大工役治，處處與天氣節候有關。惟孟子偏重人道觀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說之。鄒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觀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剋的說法。如謂冬行水令，利於用兵、用刑之類是也。荀子謂：「孟子、子思造為五行」，以晚起五行學說根本要義實導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學說也。（此種思想，直至最近俗傳時憲書，仍有某日直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紀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剋說之，即見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則為漢儒所傳之「五德終始論」。」
此主五行相剋，如周為火德，秦滅周，故自謂水德，水剋火是也。又時則、月令乃一王每年循環行五德之令；此則為歷史上諸王朝循環各當一德之令。如周為火德，尚赤（此在時則、月令屬夏）；秦為水德，尚黑（此在時則、月令屬冬）。兩派學說互自不同，而皆源自鄒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呂氏春秋已采之；後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國而采其說。

「此所謂「五德之運」，此「運」字似從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來。」
運只是因民心之轉移而影響到政權之推遷。五行學家又從民心折返天意，天上無不變之四時，地下亦無一姓之王統。此老子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堯、舜之禪讓。於是王室更迭，為一種必然的循環。不重在人道上，而轉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應之例。（今俗傳命運說，即由此來。運即是命之必然的轉動。一國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轉動，漸降為一人一家之禍福的命運。）

「故知鄒衍學說原本孟子，不過天道、人道畸輕畸重之間，兩人不同而已。」
上述二說中，無論從何一說，已由惟一的上帝觀念而演化成青、赤、黃、白、黑五色帝。

任人

錢氏指出天道人道之畸輕畸重，此確為現代當須反思之天人相應之際。

任人

其餘些許需要注意的：

其一，群體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奮興，禮樂衰而方術盛⋯⋯禮樂與方術到底不能融合為一。
當真如此？個人感受，禮樂與方術，皆可調和人身，及至家庭，而方術一部分，也轉為養生，或張景岳談的攝生。
至於時憲書的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是否仍宜？先存不論。

其二，大的群體日趨腐敗毀滅，既不能在政治社會大處著力，希圖補救，常自退縮在個人的私期求裡，於是只有從方術再轉到清談。
此即自黃老轉入莊老也。黃老尚帶有政治意味（即牽涉群體），與陰陽學家相羼混。莊老則全屬個人主義。東漢治老子學者常兼通天文圖讖，清談家則否。清談家一方面似較合理，另一方面，則對全體觀念更為淺狹。（按：清談似乎少談元氣？）

在沉迷方術之際，確需如姜子牙推蓍蹈龜，大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一推而醒，此之謂。

任人

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隨相警惕，不敢驕縱荒佚，而成治世。
魏徵所謂：「隨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

此易之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否則初吉終亂也，不可終，貞之失也。富驕屬既濟卦者，猶需謹記，以自剋其利，無名利反侮之禍。

任人

「直要到政治意識再轉清明，政府漸上軌道，則君臣相與之意態亦變（其君不敢以私屬待其臣，其臣亦不復以私屬自居。君不以防制為事，臣不以篡為能。）。君相仍為相輔成治，而非相剋成敵。其時則魏晉以來的私機關，又一變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領官，完全實替了秦漢時代的相權，而即以扶翼君權，共同組成一個像樣的政府（其內包有王室）。這便是隨唐統一之復現。

此種轉變，無異乎告訴我們，中國史雖則經歷了四百年的長期紛亂，其背後尚有活力，還是有一個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種意識，或說是一個理性的指導。）依然使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機關，依然是魏晉以來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但他們現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屬。其職權分配，則中書掌定旨出命（命令權）；門下給事中掌封駁（審駁權）；尚書受而行之（施行權）；古代的宰相權，現在是析而為三。」

讀國史大綱其中之目的可謂見於此，即是古代自群權分出相權，而相權已有定出大旨者，審駁處，行政者。而君相權之平衡，亦有相輔與相剋之變化，權既有分，時有交替，有施行者，有駁正違失者，豈可謂古代治權獨君王一家？

「中國政治，自秦漢以下，本有一種理性之指導，法度紀綱粗建，無豪強之兼并，無世冑、僧侶之專政；教育、選舉、考試與統治權常有密切之聯繫，不斷吸收社會俊秀分子，公開參政，使其新陳代謝，政府與民眾，即以此為連鎖。」

其理性自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