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解脫VS政宗狂熱讀後感

任人

看這本書前與goldmund談了一會對政治的看法，上年尾我在日本京都，有外國人問我香港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看法？儘管我同意立會成分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傳媒景況出現打壓，但我好像沒有一個答案。我大概的答案是，我還在觀察，可能給我十年後，會有多點結論分享？

任人

科學的長處是能解釋和預測，而不是馬後炮缺乏預測能力。那麼，在數年前，有多少學者，傳媒人，評論具備解釋與預測的效果？如果翻查過去新聞找到這般人物，想必是了不起的人物。不過我並沒付諸行動，也未留意到相關人物，或許這是常態。這種局勢很難掌握、分析。

任人

潮流，有如潮水漲退，身在其中隨浮隨沉，有時很難看清楚，局勢又涉及不同團體的互動、行動、也涉及不同的口號、目的、計劃。
但我同意的是，聊着聊着，思考方法學提供了冷靜的工具，來讓我們開始剖析，至少有一個起點。剖析過後，餘下的東西，可能明確一點。

冷靜的思考工具能助人脫離潮流的浮沉，獨照眼前的路。

任人

當然，我也不否認，我認為民眾中，多少人是確實出於義氣，對正義的追求，而願意踏出很多步，想爭取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我不願意只用一句「狂熱」來抹殺他們的義氣，我相信有些人是出於真心。但即使我同情這份義氣、熱血，我還是想知道這種行為是否「恰當」。若有不恰當處，又應如何處之？

幾年前，我心裡不停地想的是：我無法判斷這是對，還是不對？

任人

我曾想過從書經，洪範九疇來找到判準，好像也開始容易點看清局面？六經能給我一點靈感。這是題外話。

任人

書中有一段：
「如有示威者批評「防疫限制措施是剝削民眾自由」、認為「民眾應該有自由選擇如何應對新冠疫情」。為何民眾應該有自由選擇如何應對疫情呢？這是否表示人民的自由應該沒有任何限制的呢？民眾應該有自由選擇如何駕駛汽車嗎？⋯⋯」

我不太肯定，當示烕者認為「防疫限制措施是剝削民眾自由」推廣至「表示人民的自由應該沒有任何限制的呢？」，是否犯了「片面推廣」的謬誤。
假設我問示威者：「那你是否認為人民的自由應該沒有任何限制？」他可以答：「不是，我覺得人民的自由可以有適當的限制，但是防疫限制措施在剝削民眾自由。」

任人

和勇合作：若和平示威的意思包括和平、理性、非暴力。那和平示威與勇武示威如何合作？除非「非暴力」僅指我們非暴力示威，但不反對你們的暴力示威。同情理解想表達的是「和勇各自努力」。

任人

聊天也提到，有時大家討論的概念會像展義句，會隨着討論而修改，變化。在邏輯的順序上是語理分析，謬誤剖析，但實際討論過程可能是語理分析-＞謬誤剖析-＞語理分析。

任人

有關於書中引勒龐謂：「民主、平等、自由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其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卻有着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灴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全被它們集於一身。」

看到這段，想起余英時對自由的體會：「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他們那些年經歷的社會環境氣氛，政制不同導致的影響，可能更大。不是拿來反駁勒龐，只是剛好體會一下前人對「自由社會」的感受。
茲引錄如下：

「我雖然經過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親，但當時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個多月的期間和父母重聚一次，事畢仍回燕京讀書，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當時並沒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後，經過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個比較近於情理的解釋。一九四九─五○期間，我在顯意識的層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因此，並未感到在大陸曾受到壓迫。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顧頡剛的朋友汪叔棣將去香港，前來辭行和長談。當晚顧為此失眠，在《日記》中寫道：

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矣。

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我完全沒有以「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所以我的精神變異必然是潛意識中的事。原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因為《胡適文存》曾是我早年最愛的讀物之一。抗戰勝利後，當時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對我很有吸引力，如《觀察》、《新路》等。胡適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間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和〈自由主義是什麼？〉都是我很愛讀的。大致說來，我當時的思想是傾向於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和北歐式）。但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擊美國《白皮書》的思想戰役。《白皮書》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的，美國政府藉此表明：中國陷入共產陣營責在國民黨，因為美國已盡了最大力量。不過美國對中國的最後希望卻寄托在中國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身上。它認為這些接受了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啟蒙思潮的中國知識人將來也許會把中國帶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當時的攻擊重點便放在「民主個人主義」這一觀念上面。從中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種種描述來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這是我當時在理智層面所決不願承認的。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余英時：香港與新亞書院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 ... i-new-asia-college/

任人

個人曾經覺得立法會很重要，示威遊行很好，直至有一天，看到某英文報紙寫香港是 city of protest。當時想的是，香港的遊行數量居然比西方社會還要多？當時直覺是多了，出了問題，實際情況跟教科書說的有點不同。後來開始有所質疑，不喜歡，也帶點少年的偏見與偏執。

現在想，回到大陸，甚至現在的香港，確實是有少許余英時說的潛意識自我控制和壓抑，這種心理壓力是存在的。民主不肯定，但自由點的社會和某些社會是有分別的，有些自由不經意養育了我，讓我成長過來。